。”
这期间，我们常听到陶铸同志这样严肃的痛切的自我批评：“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出了问题，不严肃认真检查领导工作中的缺点，不从主观上找原因，一味推客观，这绝不是共产党人的战斗风格。”陶铸想到自己脑子发过“热”，向农民发出过“三顿干饭不要钱”的号召，他带头在党内外三番五次地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他在潮安县群众大会上说：“我到这里来是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我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想到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整错了党内同志，损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又在广东省三级干部大会上郑重地自我批评说：“三年来，我和省委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缺点，现在再一次向同志们做检讨！”
三
陶铸是用整个心去体察群众疾苦的。1959年秋广东发洪水，陶铸感冒，高烧到40度，冒着瓢泼大雨，日夜坚持在北江大堤上指挥抗洪。1961年和1962年中南局所在的广州市蔬菜供应困难，陶铸指示广州市委要变成“广州菜委”，市委书记要做“菜委书记”。于明涛同志那时是中南局财委主任，陶铸跟于明涛说，你这个财委现在就变成“菜委”罢。陶铸管群众的衣、食、住、行，管得细、管得切实，这些困难很快缓解了。人说陶铸对人民是一团火，这话符合实际。
陶铸对群众这般关怀备至，对自己要求则十分严格，生活简朴，廉洁奉公。除了外交场合，他从不曾拿公款请过客。他外出视察工作，早就“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送礼、不准宴请。他到基层蹲点调查，拿出自备的辣椒、腐乳，捧着大碗饭就吃了。广州供应最困难时，他与广州市民一样，只吃一份定量粮，坚持不吃肉。1963年春节，外贸部门做了一批时样点心，出口香港换外汇。外贸部门给中南局领导同志各送来一箱，名为“品尝”。陶铸严肃地批评说：“请你马上把东西收回去，谁也不许不花钱品尝。要品尝，自己花钱买，以后，不许这样干！”并随即吩咐他的秘书，问问中南局的书记们、常委们，是否也收到了这个礼品，收到了的，一律退回。
陶铸在广州，为珠江两岸的3万多“水上人家”建起了陆地住宅。可他自己从1951年调到广州工作后，却一直住在广州一所陈旧的房子里。机关多次请他换房，他说：“生产上不去，住那么好的房子，吃那么好的饭，心里不过意，群众也不答应。”1965年这房子因地震影响，屋梁倾斜，用木料顶住的房梁出现险情，陶铸才同意对这所旧房维修。维修费超过了预算，陶铸就将他多年的全部积蓄1.5万元，上交机关。陶铸没制定过办公楼的修缮计划。他主持广东和中南局工作十五年中，有同志建议中南局在从化温泉建一幢楼，以便领导同志来此开会用。陶铸坚决拒绝，并宣布：此地中南局的同志应该少来，盖楼更不允许。在陶铸同志的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广东省委在陶铸离开广州前，一直未盖一座大礼堂。这些对当时同志们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起了极好的示范作用。
四
陶铸同志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从1926年在黄埔军校入党，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无论是在白区的地下艰苦斗争，还是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坐监狱，战沙场，从来坚韧不拔，英勇不屈。尤其在“文革”这场特殊的斗争战场上，更是铁骨铮铮，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者无私无畏的崇高情操。
陶铸调中央，是邓小平同志提名，毛主席同意的。在“文革”初期那种险恶的形势下，陶铸深深了解自己来京后处境的艰难，但他顾全大局，一到北京，就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出面保护一大批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一些省市委负责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日夜协助周总理竭力限制、减少“文革”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冲击和损失。这特别表现在他协助周总理保护国家的生产不受破坏这一点上。为此，他和林彪、“四人帮”面对面展开了三次冲击生产和反冲击生产的尖锐斗争。
遵照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意见，陶铸直接参与主持制定了《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以及随后制定的《补充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大抓生产，“文革”不要在全国所有厂矿一哄而起，就是开展“文革”的单位，也要组织班子专职抓生产、抓业务。
这两个文件的下达，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文革”初期林彪、“四人帮”煽动红卫兵对城乡生产战线上冲击带来的破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的损失。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竭力煽动，红卫兵又纷纷冲出校门，全国生产建设出现了新的混乱。为了防止农村混乱的蔓延，陶铸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抓革命、捉生产》的社论。社论号召“一定不要误农时，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社论提出：“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的工作部署。”社论发表后，陶铸又根据中央办公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亲自主持写出了《农村五条》和《工厂六条》。这两个文件针对当时在农村和工交战线出现的严重混乱情况，提出农村县以下暂时不搞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确保生产建设正常进行。
陶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