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外国的故事，同时也有不少翻译的语言。那些一长串的外国孩子的名字，学生念也念不清，还谈什么了解课文中人物的性格，了解课文的中心思想？中国有许多好孩子的故事，为什么不可以多选一点呢？还有，这些长课文也选的很不全面，应用文就很少。
我建议：第一，出版统一的参考教材。教师要掌握课文的意义才能教学生。有时候，教师为了弄清课文的意义，要费许多时间东去找参考教材，西去找参考教材。有时还很难找到，即使找到了也不一定合适。如五年级的“两面红旗”这一课，究竟说的是“生产要紧”，还是“红旗要紧”，也不知道它的基本思想到底应该是什么。这就很需要有统一的参考教材加以肯定的分析。第二，五、六年级的课本每课没有顺序数一、二、三……，这对教学很不方便。我就想不出加上顺序数有什么坏处，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去掉。把目录摆在全部课文的后面，对教学也很不方便。第三，语法和语文应该融合在一起，尽可以在一个单元教完以后接着讲有关的语法，这样可以既使学生学了语法，又同时复习了课文。语法的练习也可以用同一单元的内容。语法本是为了使学生掌握语文的，硬要把它们分成两回事，事实证明对学生好处不大，只是使学生感到两者都很神秘似的。第四，应该考虑整套课本课文的系统性。要让学生掌握那几方面的知识，共计多少字、词，如何循序渐进地安排，浅的如何同深的衔接等，都应该考虑到。异体字也有问题，有的在这一课这样写，在另一课却又那样写，学生要问，教师没法回答，希望统一起来。第五，课文应该适应学生的年龄等特点。如课本中“这是我的妻子”、“嫁给我吧”等等语句，特别是谈成年男女间的一些事情的，给十二、三岁以下的孩子们学习，是否合适，很值得考虑。课本中选用的童话，也应该严肃，不然会起坏作用。
课本分量太重，规定太死，教师没有时间注意同音异义字辞的讲解。课本的印刷字体要统一用正楷。
郑光蕙
我的感觉是，以前教语文有工夫注意到同音异义字辞的讲解，现在注意不到了，原因是现在的课本分量太重，规定太死，所以只能赶着教。教师感到紧，学生也紧。孩子们紧得那可怜样，看了真叫人难过。尤其是二部制的下午班，天一热，更紧得使孩子们受不了。孩子们一紧就休息不好，休息不好就更容易紧，学习效果更不好。
像现在这样“文艺性”很强的课文，每一单元该复习什么，课本里应该列个提要，以便教师掌握。如二年级的“三只熊”一课，不知教给学生的是什么？这个故事在幼儿园也讲的，据说是为了使孩子们受到“大、中、小”观念的教育。那么对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是为了什么呢？我就感到不好掌握。再如“斑鸠给歌唱的黄莺伴奏”这样的描写，又是告诉孩子们什么呢？斑鸠的外形、生活习性等，孩子们并不熟悉，而且教孩子们如何理解“伴奏”呢？恐怕许多教师也讲不清楚。同一课本，前一课中说的“黄莺”，到了“黄鹂和山雀”一课，又说“黄鹂”其实就是“黄莺”。这是为了丰富学生的辞汇呢？还是为了什么？
语文课本中常识性的内容也太多。特别是三、四年级的太多。有许多常识却又是地方性的，南方的一些东西，北方人没见过就很难懂得。如四年级“人和水的斗争”一课里，有“水碓”一辞，我们就没法理解，虽然找到了参考书，讲的时候给学生画了图，学生仍然不懂。
课本的印刷字体应该统一用正楷。现在有的用仿宋体，有的用非楷体的其他写法，孩子们学习起来就感到很复杂，同一个字为什么一会要多一点，一会又少一笔，问教师，教师也回答不上来。
教材中可以供给学生练习作文时参考的范文太少。现在教材似乎是为了培养孩子们成为“小教条”，实际的效果也正是这样。可以看到，不论“口述”、“笔述”，学生们练习写的都不是自己所熟悉的辞汇和生活，而是课本里学到的教条主义气味的辞汇和大人的生活。
孩子们读了许多“文艺性”强的课文，可是能够使孩子们受到品德教育的地方实在太少。实际上，现在孩子们的品德教育是很值得注意的。
孩子们作文不好的原因在哪里呢？主要是语文教材偏重于文学，忽略了基本知识教育。
吴枝瑞
教育部门对教师的要求过高。有不少教材脱离孩子们的现实生活。如“两面红旗”一课，它是描写在工厂里发生的故事。不仅孩子没有工厂的生产知识，而且连教师也是没有工厂生产知识的，再加课文太深太长，孩子们理解不了。但是教育部门在东单区公开教学的评议会上，又要求教师在讲授这一课时，要种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种籽，这是有困难的。参考资料上也没有好办法，教师又不敢随便乱说，这真是难于上青天。
现在，孩子们的朗读真好。可是孩子们的作文不好，句子不通，把前后毫无联系的辞句拼放在一起，也不能说明问题，错别字连篇，而东单区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孩子们的作文每篇都得在二百字以上。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语文教材偏重于文学，而忽略了基本知识教育的结果。我们不反对给孩子们以文学修养，但不能把它当作中心。
方言土语太多，给教学造成不少困难。希望今后再编写教材时，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