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
　　当代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
程孟辉
西方美学研究在中国已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中国学者最早接触西方美学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时期，那时，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出现，一些有识之士（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在熟知中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美学成果，并开始用一种新的审美眼光和研究手段探讨艺术的特性和审美本质等问题。此外，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宗白华、邓以蛰、朱光潜等先生对西方美学也进行过介绍和研究。可以说，这些学者是将西方美学传入中国并为当代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奠定基础的可敬的先驱。然而，这只是中国人研究西方美学的前奏。西方美学思想真正大量地传入中国并为国人所重视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只有在这个时期，我国的西方美学研究才从量的概念上见出了规模，从而在质的方面有了飞跃性的突破。
当代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中国美学界在百家争鸣大讨论的浪潮推动下，对西方美学研究做了一些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来说还是显得较为薄弱。有关西方美学名著的翻译介绍寥寥可数，当时出版的汉译名著大概只有帕克的《美学原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下卷）、黑格尔的《美学》（第一卷）和丹纳的《艺术哲学》等几种。中国学者自己撰述的研究之作也很少，《西方美学史》（朱光潜）和《西方美学史论丛》（汝信）可以说是当时在这个领域仅有的代表作。
第二阶段即８０年代至今，这是我国西方美学研究蓬勃开展的黄金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迎来了新的春天。学者们先是从浩如烟海的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中精选出一批富有思想和学术价值的名著译介给国人，如通史方面有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鲍桑葵和美国当代美学家吉尔伯特、库恩分别撰写的两部《美学史》以及前苏联学者舍斯塔科夫的《美学史纲》；断代史方面有欧洲著名美学家塔塔科维兹的《古代美学》和《中世纪美学》等。这些中译本论著的问世，大大促进了我国西方美学史研究活动的开展。汝信的《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杨恩寰的《西方美学思想史》、阎国忠的《古希腊罗马美学》和徐纪敏的《科学美学思想史》等，都是我国学者在西方美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之作。
除了西方美学史方面的研究外，对现代西方美学的研究则是我国当代西方美学研究的又一重点。现代西方美学流派大多产生和形成于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以来的各个不同时期，它们分别代表了各种不同的美学理论思潮。这些流派有的历久不衰（如完形心理学美学），有的风靡一时（如结构主义美学），有的至今余波未逝（如符号论美学），有的则方兴未艾（如解释学美学）。２０世纪是整个人类科学和精神文化生活进入迅速发展和重大变革的时代。要变革就意味着对旧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现代西方美学从总体上说就是在这种全面反传统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体现了这种反传统的时代特征和基本倾向。现代西方美学是一个广阔的理论层面，尽管它的内部派系林立，学说众多，但其基本宗旨就是要对传统的美学进行反叛和否定。因为，在它看来，旧的传统美学已经无法表现新的时代生活，而必须开创一种更鲜明更有生命力的美学形态来取而代之。这倒并不是说现代西方美学家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传统美学，相反，他们正是在对传统美学作严格审视的基础上把理论研究的目光转向未来和新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众多、学说纷呈、百家争鸣、精英辈出的原因所在。不过，在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尽管这些流派的研究方式和手段各各不同，甚至同一流派内部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也有差异，然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试图对传统美学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新的思考和解释。
近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在对传统西方美学作了较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与之有关的西方艺术史、艺术原理以及现代西方美学流派各主要代表及其思想逐一予以研究考察。反映这方面成就的主要代表作有《当代西方美学》（朱狄）、《２０世纪西方美学史》（张法）、《现代西方美学史》（朱立元主编）等。此外，由汝信主编的《外国美学》在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目前我国西方美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园地。此刊以相当大的篇幅比例重点刊载近年来我国学者在现代西方美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文章。这些文章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迄今我国学者西方美学研究的水平。
在当代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中，学者们普遍感到，现代西方美学研究较之西方传统美学研究，其难度则要大得多，因为后者的发展线索比较简单，历史上的美学家及其思想和个性特征也早已为世人所定评，因此，为人们所易于把握。但现代西方美学则不然，对其研究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它不但流派众多，而且各流派之间的关系纵横交错，极其复杂，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我国学者在对这些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