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
50年家乡人·家乡事·家乡情
　　共和国50年巨变，可谓翻天覆地。本报几位家在农村的记者娓娓道来的一件件小事正是巨变的生动注脚。这些小故事，生活气息浓厚，感情真挚，文字轻松，特别推荐给读者，相信不虚此“读”。
　　——编者
　　走出万兴冲
　　本报记者黄彩忠
　　年过60的兰哥去广州探亲，一去就两年多。小儿子告诉他：“走出万兴冲，一个就顶仨。”——他一直怀疑这个“论调”，于是前年特地做了一身新衣服，来到广州看看两个打工的儿子。
　　想不到这一来便走不成了。在小儿子带领下，村里十几个年轻人在同一家工厂搞摩托装修，干得红红火火，收入“一个顶仨”还是留有余地的。兰哥想到田里那点活一年干不了三四个月，全租给他人干也就是件“打个招呼的事”，便决定留下来替老板看大门。兰哥历来勤快，看门之外还主动打扫工厂里里外外，帮老板擦车，时不时捞个小“红包”，很快就“一个顶仨”了，忙得他春节也回不了家。
　　大嫂有一次对我说：“是不是屋场风水的关系？打你走出万兴冲后，这间屋就留不住人，年轻人一个跟一个往外走，我那个老倌子也凑热闹，如今一家就有5个人在广州。”我笑她“老脑筋”，扳着手指头给她算细账：人越来越多，田越来越少。土改时人均1亩4分田，大包干时人均只剩下8分了，又过了20年，眼下人均4分田都不到，这一点点田哪够种的啊！
　　大嫂也觉得世道真是大变了。她回忆说：1958年乡里修了杨梅塘水库，“干死青蛙，饿死老鼠”的万兴冲从此就不要车水抗旱了，田都自流灌溉，一些后生连什么是水车都不甚清楚了。变化最大自然是包产到户以后，兰哥当年刚40出头，干起活来还虎虎生威，他说：“如今有了田，累死在田里也认了。”其实，田里的活是越干越不累人了，农业科技帮了大忙。如今的年轻人下田都不打赤脚，穿着袜子，套着水鞋，种起“相公田”来了。有实力搞水稻旱育抛秧的更神气，“弯腰驼背几十年，如今栽秧不下田”了。
　　在我的家乡江西萍乡市，300多口人的万兴冲，只剩七八十个人种田。完全走出万兴冲，离土又离乡的，不到20个。他们人少却很有吸引力。春节期间串门，只见那些城里打扮的乡下人吹“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多数留在村里也不下田干农活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万兴冲的“倒蛋部队”有名气，田间小道上骑自行车贩运鸡蛋，水平可与省里的杂戏团比一比。彩胜弟是开着卡车跑运输，在村里第一个盖了两层楼，风光了好几年。万兴冲还有一支“部队”专制鞭炮，可别小看这传统手工业，还是棵摇钱树。新凡叔的儿子智强把鞭炮生意做到了国外，在村里盖了三幢别墅，瓷砖贴墙面，屋里装空调，一点也不吹牛，硬是把湘赣边界方圆十几个村子镇住了。
　　换煤
　　本报记者王彦田
　　我的家乡在山东省寿光市城南的一个普通村庄。想起少年时候的一段故事，对家乡的变化感受深切。
　　1976年11月，秋收已过，天气变凉，父亲要到百里外的淄博市的煤矿拉煤准备过冬，问我能不能一起去。我当时12岁，读五年级。听说父亲要带自己去远处的城市，兴奋极了。
　　父亲拉了一架两轮人力车，带了铺盖卷和干粮、咸菜，还有几百斤选好的玉米，是用来换煤的，听说城里开矿的人粮食不够吃。离开家的时候，天还很黑，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了30多里地。那时候沥青路还不多，多数路都是土路，中间要过两条河，桥很窄，一边来了汽车，对面的车就要停下来等。记得当天快半夜了，我们才在淄博市的一个朋友家住下来，住得很暖和，吃了白馒头和米饭，撑得肚儿圆。
　　第三天，天还没亮，我们拉上煤车开始了艰难的回程。人力车装满了煤，有1000多斤重。父亲在车辕的旁边拴了根粗麻绳，做成套，我拉着。拉着煤车，走在平的路上，已是很费劲，可偏偏上下坡特别多。从一大早走到天黑，只走了50里，累得腿直抽筋。晚上住宿在一个叫普同的地方。在一家路边旅馆，我们拿出自己带的饼子，让旅店帮着煮了，记得自己足足吃了一斤饼。袜子和鞋子都被汗水湿透了，父亲告诉我把袜子放在褥子底下，这样晚上睡觉可以热干。天亮了，继续赶路。有一段路是长长的上陡坡，当地人说，“从淄河到普同，累死别吭声。”意思是说这段路是上坡，拉车不能出口说话，一说话就会松了气泄了劲。父亲和我使足了劲，有时路人还会上来帮一把力。一个多小时才爬完这个陡坡。
　　这些年，我时常想起走过的这段路，也多次走过这段路，不过不再是步行。济南到青岛的高速公路经过淄博和寿光，我从淄博下火车，改乘汽车，回到家只要一个多小时。坐在时速100多公里的汽车上，我又想起了那句话：“从淄河到普同，累死别吭声。”
　　儿童世界
　　本报记者蒋安全
　　我的家乡在苏北大丰市农村。前年冬天，大丰港导堤工程开工，我曾回过一趟家。因为几年没回去了，回家前，父母特别在电话里嘱咐，不必为他们操心，农村什么也不缺，但千万得记住给妹妹的孩子和堂弟的孩子带几件小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