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想，俩小东西还不好伺候？
　　谁知道，自认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我，却让两个孩子给上了一课。我给小侄女送的是一盒水彩笔，那胖女孩倚在她妈怀里，见我拿出礼物，瞟了一眼，说：“24色的，不稀罕！我家有36色的，我们同学还有48色的呢。”说完，不再理我。
　　在妹妹那里，我就更被动了。当小外甥知道我给他送的是一件漂亮的小衣服后，就躲在房里掉泪，不肯出门。原来，他早已在小伙伴们面前吹下牛皮，他舅舅从北京回来，一定会给他送一个很大的机器人玩具。
　　为了不让孩子们太失望，我父亲一面哄着这些宝贝，一面让我到县城重给他们买礼物。县城百货大楼儿童柜台的售货员对我说，以后，你们从外地回来一般不用大老远的往家乡带什么了，就说儿童玩具吧，多是南方产的，不见得北京就比咱县城的品种多多少。
　　看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玩具娃娃、电玩、游戏机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具，我想起了诗人苏金伞解放前写过的一首诗的意境：一位母亲在劳动，她的孩子正趴在一旁的地上玩一只棉桃和泥巴。我也回想到了我的童年，那种在拾了一个忙假麦穗或稻穗之后，从生产队保管员手上接过一块香橡皮、两支铅笔时的欢欣。
　　是啊，农村富了，孩子们已经拥有与城里孩子一样色彩斑斓的世界了。
　　家乡的路
　　本报记者杜海涛
　　前不久，父亲给我打电话，说北京—日照的52次特快列车已在我们县设站停车，从此，我们县有了直达北京的火车。父亲说，往后你就可以在北京坐火车直接回家了。听罢这个消息，我不禁感慨万千。
　　我家在山东省莒南县，地处沂蒙山区。革命战争年代，那里是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一度有山东的“小延安”之称。山东省人民政府就是于1948年在那里宣告成立的。然而，长期的交通不便，也造成了家乡的闭塞落后。一直到80年代后期，当地的交通条件还没有完全得到改善。我念高中时在县城，每周自我家居住的镇子到县城往返一次。那时，联系我镇和县城的是一条20公里长的土路。夏天，雨后的泥泞不堪暂且不提，即使在平常，人骑车走在路上，每有汽车从旁边驶过，就会掀起滚滚飞尘，把人淹没在里面。而到冬天，寒风毫无遮挡地吹在人的脸上，直钻进脖子里。那时，由于年小体弱，父母心疼，通常叫我乘汽车去城里上学。但当时，载客的汽车很少，从镇上到县城每天只有一班汽车，而且还很不准时。有一次，为了等车，父亲陪我在镇上的小车站整整等了一个下午。
　　直到1990年我考进了北京的大学，家乡的情况仍是如此。在那时，直接坐火车到北京是我心中的梦想。
　　然而，就在我念大学的那段时间里，家乡开始发生变化。我考上大学的当年，联结我镇和县城的那条土路就铺上了柏油。路上的客车多了起来，去县城，再也不用等那唯一的一班汽车了。在我大学毕业念研究生时，我县实现了乡乡通柏油路。再回家时，坐车行驶在宽阔平直的柏油路上，可以走进以往最偏远的乡村。
　　如今，家乡终于有了直达北京的火车，我当初念大学时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小保姆
　　本报记者彭俊
　　最近家里事比较多，我和妻子忙不过来，让母亲从老家的亲戚中物色一个人来帮忙。本以为很简单的一件事，却把生病的母亲忙了个够呛。眼下农忙刚过，我的那些农民亲戚们能出去的都出去打工了，剩下在家的不是看家，就是年长，挪不开身。
　　亲戚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农闲季节喜欢出来打工，一则挣钱，一则长见识。对这一点，我早有所闻，但外出到家里唱空城计的地步，却是我未曾料想到的。还好，母亲到十几里以外的乡下跑了两趟，终于在远房亲戚中给我请来了一位小外甥女。
　　外甥女到北京的第一天，得知我们单位有图书馆，提出来能不能帮她借几本书，以备活闲的时候看看。我忙问，要哪一类小说？答曰：哪有工夫看小说呀，我带了几本英语书，想再借一些，以前自学了一个财会的中专，觉得不够用。从请不来帮手，到请来了一个想学洋文的，面对亲戚们的变化，记者又一次大跌眼镜。
　　我的家是赣中北的一个丘陵小市，赣江水穿城而过。由于工作的关系，记者也算走过了大半个中国，感觉自己家乡并不算是一个最穷的地方，辛勤劳作、踏实种地，一年下来总能图个温饱。然而新一代农民并不这么看，他们说，人活一辈子就为了不挨饿、不受冻，太没意思。
　　嫁妆
　　本报记者张毅
　　1951年，爸爸的姑妈出嫁了。按习俗，娘家侄儿要跟着送亲。当时家里刚挨过一次大饥荒，一贫如洗。不过，还是从邻居家借了辆牛车，一路颠簸出了门。陪嫁的只有一个三尺布包袱。地里的豌豆苗已经泛青，6岁的爸爸眼馋得唾沫直往肚子里咽。
　　1970年，妈妈嫁到了张家。带过来一桌、一凳、一对木箱，枕套是托人从南京买的，暖水瓶也是熟人到大寨学习时捎回来的。那年月，什么都紧张，置办这些嫁妆很不简单。爸爸找亲朋好友，现打土坯，扎柴把，在老宅子上接了间屋子作新房。贺喜的热心人送来了《毛主席语录》。爸爸送给妈妈一个方巾，上面挂满了主席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