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章伯钧、罗隆基为什么要在文字改革的题目上做文章？
　　曹伯韩
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右派分子章伯钧和罗隆基在他们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中，歪曲事实，对文字改革工作、对共产党进行了恶意的中伤。为了弄清是非，我们认为有加以驳斥的必要。
在那天的座谈会上，章伯钧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当邵力子先生据理驳斥之后，罗隆基就替章伯钧辩护，说：
“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章伯钧又接着说：“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以上引文均见5月22日人民日报）
章伯钧、罗隆基竭力使人对文字改革工作获得这样的错误印象：
（一）政府或者政协已经通过决定，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章伯钧对此虽然怀疑，但是因为大家赞成，他不好反对；（二）文字改革工作，事先没有经过各界人士广泛讨论，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三）就算经过讨论，也只是拿出“拼音文字方案”和简化字来讨论，没有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和“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
让我们来看看，章伯钧、罗隆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这些指责到底有些什么事实根据呢？
第一，关于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个方案的修正案现在还在国务院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中，也还没有经政府批准公布。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为了给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并在语文书刊上进行有关拼音文字的各项问题的研究，并非现在就用来代替汉字，这一点我们曾经历次说明。至于中国将来是否采用拼音文字，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讨论了六十多年，现在还在讨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但是无论政府或者政协都从未作过关于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任何决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罗隆基所说的“拼音文字方案”。
第二，关于文字改革是否在事先进行广泛讨论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2年即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以马叙伦先生为主任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1954年12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继续进行研究。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5年3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织分组座谈，参加讨论者有政协委员等一百二十八人。4月间又在政协常委会上进行讨论。同时，在全国各省、市组织了语文教师、文字学家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文教界人士进行讨论，先后参加讨论的在二十万人以上。此外，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并审查了全国各地送来的书面意见五千多件。讨论结果提交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并经1955年10月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修正通过。最后于1956年1月28日提交国务院第二十三次会议讨论。国务院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时候，仍然只推行简化第一表的二百三十个简化字；第二表、第三表的简化字，于1956年上半年由各省市人民委员会邀集本省市政协委员会委员征求意见。现在正在参考这些意见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在最近时期所提出的意见，进行审订修改，尚未作最后决定。对于已推行的第一表的简化字，最近经各界人士提出意见，认为不妥的，我们也准备向国务院建议修改。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草案和关于方针原则的说明，提请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讨论，同时在报纸刊物发表，征求各方意见。3月初，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会后并举行分组座谈。参加的有在京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文教科学方面人士共一百六十二人。从3月至4月，全国各地政协中组织了讨论的有二十二个省，三个市，二个自治区，二十六个省辖市，四个县和一个自治州。参加人数在一万人以上。各地政协在讨论的时候，除当地政协委员外，还邀请了在当地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地文教部门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大中小学的语文教师和对语言文字有研究的人参加。邮电、铁道、海军、盲哑教育等同拼音字母关系比较密切的部门，都组织了不同规模的专门讨论。此外，从1956年2月至9月为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全国各地各方面人士的书面意见四千三百余件。
关于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方案讨论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第三，关于汉字简化的方向、方针、原则有没有提出来讨论过的问题。
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