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裴多菲俱乐部与匈牙利反革命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基什·卡罗伊
除苏联共产党而外，匈牙利共产党人最感兴趣的是另一个最伟大的兄弟党，中国共产党如何发展与加强。六亿中国人民的领导力量的加强不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而且对世界共产主义及整个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世界局势的形成及和平力量的增长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我们深切地注意着中国右派分子危险的活动，以及为兄弟的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揭露右派分子有害的反党活动的坚决而有效的斗争而高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裴多菲俱乐部在10、11月反革命事件的思想准备中以及事件的爆发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裴多菲俱乐部的形成及其实际作用，只有当我们观察了当时那种匈牙利和国际环境以后才能理解，在那种环境中这个俱乐部是那些聚集在纳吉·伊姆雷周围以“党的反对派”自称、而实际上是敌对分子所组成的。
众所周知，我党中央委员会具有历史意义的1953年6月决议分析并揭发了过去领导在1949年以来所犯的错误，并指出了改正错误的方法和途径。党的领导的多数愿意迅速而彻底地改正错误。遗憾的是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和拉科西·马加斯同志之间日益尖锐的个人和权位斗争使得错误的改正受到极大的阻碍，乃至后来几乎完全成为不可能。纳吉·伊姆雷为了实现其修正主义的目的，早想把政权集中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拉科西同志则顽固地坚持他原来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已无能彻底改正错误。
1955年初，中央委员会撤除了纳吉·伊姆雷及其一、二伙伴的职务，后来被开除党籍。
如果这是完全为了坚决执行6月决议，并在必要的思想斗争基础上进行的话，那么这将对党有很大的好处。然而拉科西同志却是在1953年6月决议的无声的修正和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派系的优胜的精神上来执行的。因此——虽然有些初步的改进——错误不可能有彻底的改正，而且这方面的拖延使形势更趋恶化。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同志在1957年6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恰当地指出：“由于拖延错误的改正所带来的损失比以前所犯错误的损失还大”。
1956年2月底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公布。众所周知，这些决议是具有伟大意义和国际影响的。但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些决议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党内没有像在匈牙利在劳动人民党内产生这样深刻的影响。
这一点从上面叙述的情况中已经容易理解。由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3年6月决议的许多方面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相似，因此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日益坚决地要求党的领导根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来检查工作，真正坚决地贯彻中央委员会1953年6月决议。但是宗派主义的保守分子起着决定影响的过去党的领导表现无能实现这一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在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坚决要求摆脱过去领导的政治上的错误和不正确的方法的党内健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种子日益加强。然而我们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上来改正错误，而避免陷入当时还不是以叛变而是以右倾机会主义闻名的纳吉·伊姆雷集团的境地。
然而遗憾的是，旧的领导的指挥者在那时还阻碍着大部分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根据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坚决改正错误来实现早该到来的转变。这样就为聚集在纳吉·伊姆雷和罗松兹·格查周围的修正主义集团创造了异常有利的条件。自此以后，这些人利用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而把自己标榜成要为彻底实现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而斗争的战士。这一伪装使他们取得民心，并在党内，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
1953年6月，特别是1955年3月以后，以纳吉—罗松兹为首的，主要是由知识分子、作家、记者、大学师生拼凑起来的集团逐步形成。这一集团粗暴地夸大了错误，并从反对党的世界观的小资产阶级纲领出发来批评错误，躲藏在社会主义口号的后面为资产阶级复辟而活动。这一集团那时已成为有组织的派别，并在各种公开有组织的形式和名称（作家协会、记者协会、文学报等）后面阴谋策划，已不仅反对党的领导，而日益猖狂地向党和人民政权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自始至终反对人民民主的反动分子也乘机而起，他们在以前无法找到合法的方式，现在欣然应承党的反对派奉送他们的合法的可能性，并使之为自己服务。
裴多菲俱乐部就是纳吉·伊姆雷修正主义派别分子于1956年4月组成的，旨在为自己黑暗的目的创造新的更重要的公开讨论方式。
纳吉分子当时的目的就是以“党的反对派”来推翻整个党的领导，把自己的人马安插到党和国家的各个重要岗位，当如此夺得政权而后，逐步实现他们的真正目的，取消人民政权，建立某种民主的资产阶级制度。
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来夸大错误，阻碍错误的改正，造成思想混乱，总之，利用一切方法破坏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威信。
他们不仅以诬蔑、密语宣传等方式来攻击党和人民国家，而且以“民族共产主义”的伪装公开进攻。例如他们密谈党和国家的机密，日益无耻地公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