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杂文
林淡秋
在反右派斗争中，许多同志对右派分子徐懋庸的杂文做了严正的批判。批判这些毒草的意义不仅在于揭露徐懋庸的反党面目和反党手法，而且在于清除它们对杂文园地的恶劣影响，纠正杂文的歪风。我们的时代到底需要怎样的杂文，不需要怎样的杂文，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的脑子里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拿我来说，正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错误，就曾经被徐懋庸的杂文所迷惑，把他的许多毒草看作香花。
徐懋庸在去年上半年以各种笔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杂文，大都是我处理的。我当时非但没有看出其中许多篇的反党实质，而且认为它们写得不坏，加以赞赏。经过反右派斗争，经过大家对这些毒草的批判，经过自我思想检查，我才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当时所以把毒草当作香花，主要因为我对杂文问题的错误看法跟徐懋庸有某些共同的地方。第一，我把许多人对杂文的批评指责不加分析地看作发展杂文的阻力，看作他们不喜欢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具体表现；而对杂文本身的缺点和错误，则尽量加以宽容，甚至看不出某些带根本性质的错误。我所以发表徐懋庸的“小品文的新危机”一文，而且加上“编者按”，希望大家加以讨论，主要因为想通过讨论来肯定杂文在今天的积极意义和积极作用，减少一些“阻力”，解除杂文作者的一些“顾虑”，而不是为要批判徐懋庸的“危机”论，也不是为要解决杂文本身的发展方向问题。这次讨论所以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反而加强了“危机”论的恶劣影响，那是跟作为编者的我的错误的思想情绪相关联的。第二，在评判杂文作品的时候，我片面地强调杂文的特点和“味道”，强调独特的风格，而不首先考虑作品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效果问题。只知三个坏主义必须反对，有些干部的不民主思想作风应该批评，而不注意作者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态度来反对，来批评。严重的右倾思想情绪，使我辨不清右派分子的进攻和人民内部的自我批评的区别，嗅不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不同气味，甚至从徐懋庸的毒草闻到了香味，不重视有些读者的反对意见。
严重的教训在于忽视政治。
其实，不管徐懋庸在他的杂文中挂起多少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引用多少经典著作里的词句，端出多少他自己的“体会”，他的反动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还是很鲜明的。他在表面上假装站在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有些“高级干部”的“不民主”，而实际上，他的攻击矛头正是通过对高级干部的尽情诬蔑和恶毒攻击，指向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指向社会主义社会。立场不是抽象的东西，总是通过作者对事物的具体态度，通过作者的具体思想情绪表现出来的。从他的许多杂文来看，他总是站在党之外，站在“高级干部”之外，站在人民集体之外，带着“飞蛾扑火，不知死活”的仇恨情绪，向我们的党和新社会放冷箭，打冷拳。他的美化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观点，他的“怕民主”和“怕不民主”的“体会”，他的迂回曲折、嬉笑怒骂的“艺术”，都是为他的冷箭冷拳服务的。这就是徐懋庸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就是徐懋庸的杂文的风格。“风格就是人！”
徐懋庸在“关于杂文的通信”里说写杂文必须“照顾读者的心”，“有的地方要委婉曲折，引得读者反复去想；有的地方要斩钉截铁，使读者得到明确的概念。”他在许多杂文里就是用这样手法放冷箭、打冷拳的。例如“也论悲剧”一文，说历史上有这样的悲剧，有那样的悲剧，引经据典，俨然一篇学术小品。可是说到最后，突然放出一枝冷箭，说今天的社会里，也有在历史上发生过的“另外一种悲剧”，“就是自己毫无过失但遭到灭亡的人们的悲剧”。而更可恶的是他说：今天“有些人为了‘全面’，总也要对那遭到毁灭的人物责备几句，说什么‘他主观上也应负责任呵！’”。于是端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旧时代说的话，说这等于责备被狼狗吃了的小羔羊不该到可能遇到狼的小河边去一样，是“残忍到使人愤恨的”。看到这里，你才知道他一开始便在拉弓瞄准，一切“哲学的思辩”和“科学的论证”，都是为了射这一箭！从全文看，这篇短文写得多么“委婉曲折”，“引得读者反复去想”：今天的社会到底是怎样的社会？而冷箭一出，又是多么“斩钉截铁”，“使读者得到明确的概念”：今天的社会原来是这样的社会！今天的社会真是这样的社会吗？只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暗”的耳目，才在这里那里看见“自己毫无过失但遭到灭亡的人们的悲剧”，听到对这些“人们”的“责备”。在徐懋庸的心目中，他的一切反党言行也不是什么“过失”，党一再给他的严正处分也是“残忍到使人愤恨”的“责备”，他自己也是“另外一种悲剧”的主角。有这样思想情绪的“党员”，怎能不向党放冷箭呢？
这个冷箭手所以选择杂文作为反党工具，那也不是偶然的。他在“关于杂文的通信”里说得很清楚，不管在旧社会或在“现在的中国”，杂文都是跟“官话”对立的“街谈巷议”，是在野者的“嬉笑怒骂”，仿佛“官”们也奈何不得。所以用这样的工具反党，可以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