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血液写成的大字”
萧三
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萧三同志为“革命烈士诗抄”写的序言的摘要，题目是我们加的。这本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本报副刊上将要陆续转载其中一部分诗作。
这本“革命烈士诗抄”，不是普通的“诗抄”或“诗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诗文集。
它的作者很少是被称为诗人的。但是每一个作者——每一个革命烈士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诗章。他们的战斗的生活、艰苦的工作，他们的崇高的人格、坚贞的操守，他们对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赤心，都是可歌可泣、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的最伟大的诗篇。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墓所写的题词。可以说，这也是对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崇高赞誉。
殷夫烈士写过一首诗——“血字”，前三节的开头一句都是：“血液写成的大字”。
是的，就因为这样，就因为烈士们遗留下来的每字每句都是用自己的鲜血写出来的，而不是寻常的“创作”，所以常言说的“诗如其人”在这本诗抄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最为光辉。
革命烈士们都是真正的、伟大的诗人。
革命烈士们的诗，都是雄壮的、响彻云霄的音乐。
笔者参加这本诗抄的编辑工作，得以重温和初读全部壮烈的诗章，内心经常十分激动。我想起那些曾经认识和共同工作过的烈士们的英雄形象，以及那些虽然不曾认识但是读了遗诗就在我的脑际巍然矗立起来的烈士们的英雄形象，每每不由得停下笔来，默默向他们全体和一个个致哀，致敬！
他们，无数的革命烈士，有的留下了姓名或著作，更多的是连姓名都没留下来。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土壤，泰山不能成其大；没有细流，河海不能就其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革命过程，是漫长而曲折、艰苦而残酷的过程。没有千千万万先烈的英勇牺牲，革命就不能胜利，约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就不能站起来。
李大钊同志生前在一篇文章里就曾坚定地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瞿秋白同志在赴难时的诀词中又说过：“为中国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荣。”
当我每次背诵夏明翰同志就义时的四句绝笔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都不禁低下头来向他深深地致敬，然后又立起身子愿作他所说的“后来人”。
我似乎永远听见杨超同志就义时高声朗诵的英雄壮语：“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我也似乎看到吉鸿昌同志在刑场地上用树枝所写的壮士豪言：“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刘绍南同志在刑场上高唱的“壮烈歌”将永远响彻云霄——“……烈，豪杰！铡刀下，不变节，要杀就杀，要砍就砍，要我说党，我决不说。杀死我一人，革命杀不绝。”李少石同志的遗诗将永远激励后代：“不作寻常床箦死，英雄含笑上刑场。”“生当忧患原应尔，死得成仁未足悲。” “莫讶头颅轻一掷，解悬拯溺是吾徒。”吕惠生同志在狱中写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表现了共产党人何等崇高的抱负：“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欣天破晓，竟死我何求！”陈然同志在狱中痛斥敌人写的“自白书”又表现了共产党人何等坚贞的气节：“……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葬歌埋葬蒋家王朝。”
在这样英勇坚毅的共产党员的面前，敌人的一切残酷暴行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而对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一丝一毫也摧折不了！
叶挺同志在重庆狱中写过一首诗，诗的最后一句是：“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郭沫若同志说：“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每个革命烈士和他们所写的每一首诗的写照。
我们的烈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每一位都抱着“己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恽代英同志诗）、“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方志敏同志诗）的勇气和决心；都具备着“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刘伯坚同志诗）、“心志既坚定，苦汁甘如饴”的风格和品质；都表现了“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陈然同志诗）的宁死不屈的磅礴气概。他们这种对党、对无产阶级、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真“像金子一般的坚，像金子一般的亮”（蔡梦慰：“意志在闪光”），给我们全党党员、全体革命人民树立了万代楷模，已经作到了古人所说的“立德”——共产主义的最高道德。
他们，我们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党的领导下，在各个岗位，各条战线上，同各色各样的敌人进行过英勇不懈的剧烈的斗争；唤醒了、组织了人民群众走向革命，把革命事业、历史车轮推向前进；他们具有“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的崇高抱负，终于使“工农齐解放”的事业得到了今天的胜利，他们又做到了古人说的“立功”——为人民立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