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版()
专栏：
建筑设计工作走对了路
梁思成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各位委员：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的报告，和彭真副委员长和李维汉副主席的报告。总理和两位副总理的报告不仅仅是报告，它们都是干劲十足的英雄的诗篇。在周总理作了报告的第二天，全国无数厂矿不是已经以超额完成日生产计划来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了吗？党和政府已经给我们交代了一九五九年在经济战线和文教战线上的光荣任务。毫无疑问，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一大步！
清华建筑系师生，过去“纸上谈兵”空谈，死气沉沉；现在“真刀真枪”实干，朝气勃勃
我是北京市的一个建筑工作者，也是一个高等学校的教师，我愿意在这里以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例，谈谈在高等学校里是怎样贯彻执行了党所提出的“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来了一个大跃进，在教学工作中来了一次彻底的大革命。
自从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以来，我们努力学习苏联，努力求得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虽然比调整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但一般说来，进步还是不够的。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北京市的规划设计单位讨来一些在城市规划和个别建筑物设计方面正在进行的具体任务，作为我们教学中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的题目。还聘请了设计单位中富有经验的建筑师来兼任设计教师。但毕竟还是“真题假做”，还是“纸上谈兵”，所以学生的设计，只可能停留在“空中楼阁”的阶段，都是没有经过实际考验的。
一九五八年七月，我们经过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和一系列关于教学和科学研究问题的大辩论之后，明确了教学中的两条路线，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大胆上马，接受了国家任务，就“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
在一九五八年中，清华大学建筑系，在土木、机械、电机等兄弟系的协作下，承担了国家的几项民用和工业重点工程的设计，在河北、山西等省做了二十七个中小城市、十八个县镇和一些人民公社的规划，还做了若干个个别建筑物的设计。全系师生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解决了一些大问题，思想上也获得了丰收。整个系里呈现了前所未有的蓬蓬勃勃的新气象。
拜群众为师，摸群众爱恶，通过生产实践，建筑设计工作找到了正确方向
过去我们最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筑设计中的创作方向问题。我们走了不少弯路。先是把资产阶级现代建筑的玻璃方匣子捧出来；后来把它批判掉，一转身又抱着斗拱、琉璃瓦、大屋顶不放；闹了两年，把它批判掉了，只好转向西洋古典形式；接着“西风”又刮起来，许多教师又回到西方的现代建筑上去。与此同时，先是只求美观，不管经济；转过来又片面强调经济，连一个“美”字都不敢提，生怕戴上“唯美主义”的帽子。就这样，同全国的建筑师一样，我们陷入了一个左右为难，不知何所适从的境地。但是党关怀着我们，教导着我们，经过了一系列关于建筑思想的批判和辩论。通过生产实践，我们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创作方向。
去年七月以来，在北京的几项重点工程的设计竞赛中，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发动了全体师生的力量，做出一些方案，得到了一定的好评；在一些人民公社的规划设计中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我们逐步摸到了方向，找到了一些东西，不像过去那样心中无数，瞎摸瞎碰了。
从表面上看来，这好像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但由于“成于中者形于外”，所以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对建筑本质的认识的问题。过去我们只从形式上考虑，未能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所以到处碰壁；这种、那种形式都不受欢迎。所以这个形式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专家与群众的结合，传统与革新的统一，实用、经济与美观的统一的问题。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由于政治挂帅，明确了建筑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正确地解决了这种种矛盾，最后综合地、具体地表现在建筑形式上来，得到了群众的满意。
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归根结底，关键就在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在我们的规划设计工作中，周总理、彭真同志以及中央和北京市委的许多位领导同志曾多次到清华来看我们的设计，给了我们许多指示。清华大学党委，更经常地关怀着我们。在各城市县镇，省、市、县委都同样地领导着我们工作。
从首都某些重点工程的具体工作来看，一开始，党就指出这些任务是政治在先，要“六亿人民共同设计”，要有民族风格。我们明确了这些工程是为政治服务的，是要走群众路线的，我们感到兴奋、光荣，也体会到了明确的方向。
在接受人民公社规划设计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首先意识到人民公社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全体参加工作的师生都想着怎样在规划和建筑中把它体现出来，想到这一工作将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思想教育和锻炼，所以任务一下来，就干劲冲天地全力以赴。在县委和公社党委的领导下，我们在公社将近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