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读《随园诗话》札记
序
袁枚（1716—1797），二百年前之文学巨子。其《随园诗话》一书曾风靡一世。余少年时尝阅读之，喜其标榜性情，不峻立门户；使人易受启发，能摆脱羁绊。尔来五十有余年矣。近见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出版（1960年5月），殊便携带。旅中作伴，随读随记。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良由代易时移，乾旋坤转，价值倒立，神奇朽化也。兹主要揭出其糟粕者而糟粕之，凡得七十有七条。条自为篇，各赋一目。虽无衔接，亦有贯串。贯串者何？今之意识。如果青胜于蓝，时代所赐。万一白倒为黑，识者正之。　　1961年12月12日于从化温泉。
郭沫若
一、性情与格律
袁枚于诗主性情说。所谓性情者，谓抒写胸臆，辞贵自然。这较王渔洋神韵说之不着边际、沈德潜格调说之流于空套，自然较胜一筹。然袁枚往往为偏致之论，如云：
“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
（《随园诗话》〔以下简称诗话〕卷一第二则）
这把格律和性情，完全等同了。人谁无性情？但并非人人都能诗。诗之有格律，犹音乐之有律吕。格律固可以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即所谓“格无一定”，然而总是有规律的。
格律是诗的语言之规律。普通语言即具有规律，何况乎诗！诗之规律可以自由化，充其极如今之散文诗，而在遣辞用字之间亦自有其格调。故格律与性情，有客观与主观之异。两者能得到辩证的统一始能成其为诗。徒有性情而无格律，徒有格律而无性情，均非所谓诗也。
性情必真，格律似严而非严，始可达到好处。
二、批评与创作
《诗话》卷一第七则论及金圣叹与孔尚任。
“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庙》一绝云‘众
响渐已寂，虫于佛面飞。
半窗关夜雨，四壁挂僧衣’。殊清绝”。
金圣叹固然有可鄙薄的地方，但不是由于“好批小说”而可鄙，而是由于好以封建意识擅改所批的小说而可鄙。
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袁枚，当然不能作这样的阶级分析。他对于金圣叹的评语，等于是说：好批小说虽然可鄙，但幸而还有一首可取的绝诗。
袁枚的保守性，不是还在金圣叹以上吗？
其评孔尚任，亦用同样笔法。
“孔东堂演《桃花扇》曲本，有诗集若干。佳句云‘船冲宿
鹭排樯起，灯引秋蚊入帐飞’。其他首未能称是。”
这虽未著鄙薄字面，而于诗与曲之间实含有轩轾之意。意思是说：虽然是演曲本的人，也有两句好诗。
又于同卷第六一则中论及洪升，笔法亦完全相同。
“钱塘洪昉思（升），……人但知其《长生》曲本与《牡丹
亭》并传，而不知其诗才在汤若士之上。（下引洪诗二首，从略
。）”
以诗与曲对举，称洪之诗而于其曲不置可否，用意亦在扬诗而抑曲。
其实曲与诗之别仅格调不同耳。诗失去性情而有词兴，词又失去性情而有曲作。诗、词、曲，皆诗也。至于曲本则为有组织之长篇叙事诗，西人谓之“剧诗”。不意标榜性情说之诗话家，乃不知此。
再进而言之，则小说亦叙事诗也，特其格律自由而已。小说之佳者，即袁枚所谓“文中之诗”（《诗话》卷二第二八则）。“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所谓“人”者乃士大夫阶层中之道学者流。此其根源在于鄙薄小说，因小说可鄙，故“好批小说”为尤可鄙。真所谓井蛙之见，袁枚亦未见其高蛙一等。金圣叹之于文艺批评，孔尚任、洪升之于曲本创作，成就均在袁枚之上。袁所称三人之诗，无人知之者，而《金批才子书》、《桃花扇》、《长生殿》，则几乎人尽知之，且可永传不朽。“不贤者识其小者”，非袁枚之谓耶？
袁枚自视甚高，因其能诗（狭义的诗），故视诗亦高于一切。《诗话》实文艺批评之一种形式，但因诗高，故话诗者亦高。小说贱，故好批小说者亦贱。至于曲本，与小说齐等，故为话诗者所不屑道。时代限人，固不宜专责袁枚，然可因此而更知金圣叹、孔尚任、洪升之可贵。
三、风骨与辣语
《诗话》卷一第二七则：
“某孝廉有句云：‘立誓乾坤不受恩’，盖自矜风骨也。余
不以为然，寄书规之。”
仅举诗一句，未见全文，不知所咏者何题，所愤者何事。然在封建社会中能有此吐属，确见风骨。
袁枚不以为然，自是标准之封建意识。然袁枚时亦自相矛盾。如《诗话补遗》卷十第六则：
“诗不能作甘言，便作辣语、荒唐语，
亦复可爱。国初阎某有句云‘杀我安知非赏鉴？因人决不是英雄
’！……可以谓之辣矣”。
这样的“辣语”，与“立誓乾坤不受恩”，相去几何？何以此则“爱”之，而彼则“规”之？
又袁枚自己也有类似语句。《诗话补遗》卷三第二七则，言尝有句云“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味虽不辣，气颇自豪。
“不受欺”与“不受恩”，又有多大区别？封建时代之所谓恩惠，大率欺鱼之钓饵。且古人并非全是骗子，而古人所设之骗局，袁枚却往往受欺。袁枚，于经信《毛诗序》，信《左氏传》，于史骂倒秦始皇、曹操、武则天、黄巢、王安石、李自成。笃信气运、诗谶［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