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一贯所处的条件下，要使古巴人民保卫和拯救自己的独立是十分困难的。可以肯定地说，古巴会被侵占，它的自由会被破坏，殖民压迫和剥削制度会复辟。因为古巴得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援助，才使古巴人民能够继续生活和工作下去。他还强调说，在最尖锐的决定性关头，当似乎肯定美国极端分子输了一局，原子冲突就要爆发的时候，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又一次善于采取行动，避免战争，建议并接受一种体面的妥协，那就是：用撤走导弹武器来换取帝国主义放弃侵略古巴，因而也就是换取对古巴独立的保证。
关于战争与和平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陶里亚蒂说：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和现在都在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激烈的争论。1960年秋，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当时中国同志们提出了某些观点，大会拒绝了这些观点，同时取得了一个共同的明确观点。但是，上述观点目前又以一种公开的和激烈的争论方式被重新提出来。
人们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是整个争论的起点——因为说可以避免就会是说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了。这是没有的事，也是不可能有的。但是，我们说，问题不在于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在于国际力量对比，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存在、巩固和不断加强，造成了一种局势，在这种局势下帝国主义领导集团已不再能为所欲为了。
他还说，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在那些最极端的准备犯一场罪行的集团同其他那些动摇不定的、归根结柢还愿意避免那种可能引起原子战争的狂热的集团之间，是存在分歧的。
陶里亚蒂说，看不到客观形势的这些变化，或者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都同样是错误的。正是在客观形势的这些变化的基础上，不仅避免战争成为可能的，而且制订一条争取实现和平共处的积极政策也是可能的。
关于和平共处
他说，称和平共处为一种妥协是正确的，但是只是部分的事实。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力量体系存在的时候，双方为了肯定和发展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声明放弃战争，从而谴责革命的输出和反革命的输出，这是一种妥协。但是，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要素、一个前提，虽然它有巨大的重要性。牢固地保住这个前提以后，应提出和应该实现其他一些更为坚固和更为广泛的目标。他强调，在当前局势中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尖锐的，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的问题，现有的均势是基于两大军事集团的存在与对立。如果要创造一些能够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的条件的话，就必须改变这一局势。
和平共处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另外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建立在相互了解、信任、排除战争的竞赛，以及充分保证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的基础上，因而，也就是建立在合理解决今天仍然存在的、引起摩擦与不断冲突的一些问题的基础上。
我认为，把那些认为这基本上应当是当前共产党人国际政策纲领的人指责为背叛马克思主义学说，背叛革命事业，把他们扣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甚至是对敌人卑躬屈节的帽子，那是荒唐的。
和平共处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解决今天的经济社会问题展开竞赛，在这些问题中就有仍然折磨着十亿人口的饥饿问题，就有不发达地区生产力和民主的发展问题。
陶里亚蒂强调，在古巴冲突中，苏联领导人在最严重关头建议合理妥协，以求拯救和平，这是他们的功绩，而不是他们的罪过。为了这种负责行为，所有人都应当感谢苏联领导人。说什么这种负责行为是出自恐惧，出自抛弃各国人民独立的事业，是不可容忍的、荒唐的、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谴责的事。怎么能把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执行的政策同慕尼黑会议上对希特勒的投降行为等量齐观呢？提出上述性质的看法，意味着不理解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战略应当是什么。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战略不是建立在头脑发热和冒险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相互了解、谈判，因而也就是建立在沉着地、合理地要求可以为双方接受的解决办法之上的。
关于中印边境冲突
陶里亚蒂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说，至于中印边界的严重武装冲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保持以前发表过的意见的实质。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和正确的东西。我们也知道武装行动是从印度方面的一次进攻——我们不晓得这次进攻的规模如何——开始的。所有资产阶级报纸对这个消息大肆叫嚣，说什么印度开始进攻，要把中国军队从他们的阵地赶走。所有这些我们都没有忘掉。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认为：在两个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它们任何一国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帝国主义野心——中间发生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的、荒唐的。这两个国家都是万隆会议和聚会的倡导者，它们有责任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一个有关边界的问题，何况这条边界又是通过几乎人烟绝迹的地方。中印之间的武装冲突只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的发展方面产生消极影响。这种冲突只能使印度领导集团更加严重地向右转。而且，它对于那批中立国家，也是一个严重打击，这些中立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是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