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音乐群众化的几个问题
马可
音乐的群众化，是一个宏伟的美学命题，是历史给予我们这个时代音乐家的任务。在旧时代的古典音乐家中，也曾有人怀过美好的理想，希望他们的音乐能够被千百万普通群众所了解和爱好，产生广大的社会效验。但他们看不到这种理想的真正实现；而且，他们也不可能从世界观上正确认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学说，对于艺术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次作出了科学的论断。列宁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提出一些根本的论点，这成为其后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探讨这问题时共同遵循的原则。他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它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注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以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深刻阐明艺术和群众的关系，艺术家和群众的关系，使得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又大大提高了一步。中国革命音乐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聂耳、冼星海等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为音乐的群众化树立了良好的范例。建国以来，在党的文艺方向指引下，音乐工作在如何为群众服务，如何与群众相结合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积累了新的经验。但工作中也碰到不少问题，存在分歧的意见。下面就这些问题谈一点个人意见。
熟悉并反映当前群众生活
音乐的群众化，不应该狭隘地理解为只是一种技术性的风格，它的涵义要比这丰富而广阔得多。首先，从内容方面来说，它要求音乐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成为广大群众的代言人。聂耳和冼星海的作品就有这个特点。从《码头工人歌》到《义勇军进行曲》，从《黄河大合唱》到《神圣之战交响乐》，都是反映广大群众生活中最普遍、最迫切的事件，表达出群众的生活理想和斗争意志，因而为群众接受和爱好，并且作为时代的声音而流传后世。离开了反映群众生活的内容，音乐的群众化就变成一个非常贫乏的概念了。
反映群众生活，并且通过当前重大题材来反映群众生活，这是我国革命音乐的优良传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回顾抗日战争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音乐与群众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千百万人高唱战歌；歌声推动了革命，教育了人民，唤起了人民中的音乐家。与那种情况相比，我们近年来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没有很好地满足群众的需要。
有些人以为：如今是和平建设时期，不能像过去战争年代那样要求群情激奋，高唱战歌。这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固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声音，今天的作曲家决不能用重复过去时代音调的办法来满足群众新的要求。但如果认为今天群众的战斗情绪已经衰退，因而音乐就不必去反映和提高这种情绪，那就是荒谬的了。实际上今天生活中充满了激剧的斗争，从国内建设社会主义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解放台湾的斗争，到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这是广大群众最关心的事件，并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昂扬的斗志和激动的感情。问题在于音乐工作者如何和群众一起参加这些斗争，表达出群众的思想情绪。能够表达出这种思想情绪的作品，也会像过去战争的年代一样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前几年的《社会主义好》、《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以及最近流行的《哈瓦那的孩子》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有些人以为，反映当前群众斗争的作品，艺术性不高，似乎很难登大雅之堂。这问题应加以分析。当然，指出新作品中有艺术性不高的情况，对于作曲家是一种督促。如果作曲家能够因这种督促而去更好地深入生活，锻炼技巧，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所谓艺术性不高究竟是以什么作标准呢？和什么作比较呢？并且，又如何处理艺术标准和政治标准之间的关系呢？每个时代、每个阶级都有它自己的艺术标准，我们要从当前这个战斗的时代出发，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美学观点来衡量我们作品的艺术性。因此，例如对于以聂耳的群众歌曲为代表的优秀作品，应予以很高的艺术评价。艺术标准不等于技术标准，如果仅仅根据一些无伤大体的技术缺陷而大加贬低乃至否定作品的艺术价值，那是不公允的。至于从保守的和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将技术游离于内容的表现之外，孤立地评断，就更不足为训了。再则，不同的音乐体裁，反映生活的角度和手法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用一种尺码来衡量。要求独唱歌曲达到戏剧舞台上同样强烈的戏剧性效果，或者要求群众歌曲能像交响乐那样作深刻的哲学演绎，是不切实际的。而我们有些同志常常觉得某种体裁太“简单”，因而认为其艺术性不高，这是否恰当呢？还有某些音乐表演艺术家，是以中外优秀的古典作品与我们的新作品相比，从而得出新作品的艺术性不高，“票房价值”亦不高的结论，并对之抱着一种冷淡的态度，这恐怕也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古典节目是千百年艺术经验的积累，是无数天才的劳动结晶，它们在艺术性上比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