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一、加强土地改革委员会的活动，各级土改委员会都应当以纳沙贡为核心；二、在土地司进行人事改组以便使它符合土地改革的宗旨；三、成立土地改革法院，审讯地主和不认真执行基本土地法的官员。
目前，基本土地法的执行不仅进展非常缓慢，而且实际上可以说已经完全停顿下来了。按照到目前为止每年分配的剩余土地面积计算，分配正式登记的剩余土地的工作最早要到二二○○年才能完成。关于收获分成合同的法律的执行情况也是如此，仅在西爪哇一地，按照目前的速度，这项工作还要三十六年才能完成。因此，要是由于这两项法律执行得拖拉和疲沓而引起了单方面的行动，那是不能怪农民的。鉴于基本土地法不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争取执行关于收获分成合同的法律的斗争，不论在基本土地法执行以前还是以后都是必需的。
不仅食的问题，而且衣的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彻底土地改革的实行，因为只要大量外汇仍用于进口大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不论今天还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将来，农业和种植园必须成为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基础，而工业必须成为经济的骨干。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为此，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必须使自己同农民运动完全结合起来。
“粉碎‘马来西亚’”
报告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知道同拉赫曼勾搭的危险，从未同意举行马尼拉会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非常赞赏苏加诺总统在会议期间为进步理想进行斗争的态度。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还认为，不存在建立“马—菲—印尼”的基础，因为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及菲律宾之间，在国内外政策方面存在着根本分歧。
关于“马来西亚”，马尼拉决议中的确有些听起来并不十分刺耳的话，但是它在原则上把“马来西亚”方案作为可以接受的，只要某些条件得到满足。只是由于英国帝国主义对自己的力量不再有信心，所以它没有履行这些条件，今天，由于奉行了对抗政策，马尼拉协议已成为一个积极的因素。由于敌人的愚蠢，印度尼西亚人民现在在粉碎“马来西亚”的斗争中处于主动地位，“马来西亚”问题引起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政府粉碎“马来西亚”的纲领是一个革命的纲领，它同时具有国内的和国际的重要意义。
艾地接着说，对“马来西亚”问题有三种态度：改良主义态度、冒险主义态度和革命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是希望和祈求英帝国主义和东古愿意“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这同苏加诺总统的主张是冲突的。苏加诺总统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采取对抗手段。第二种态度实际上是一心要使他们所谓的“苏加诺政权”垮台。他们“慷慨激昂地”谈论“马来西亚”，但是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刺激英国采取武装行动，以便在国内造成混乱，并造成使“苏加诺政权”垮台的机会，然后把他们的胜利奉献给美国。革命者必须对这两种态度保持警惕。
革命者的态度是，以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为一方，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各方面的对抗来得到解决。夸大英帝国主义的力量是错误的，但是认为在短期内可以解决“马来西亚”问题也不是正确的，因为这样会促使走上改良主义道路或走上冒险主义道路。在政治方面同“马来西亚”对抗，必须继续揭露这个新殖民主义阴谋，争取新兴力量朋友的支持，最迫切的是，承认北加里曼丹统一邦。在经济方面进行对抗，必须使同“马来西亚”断绝经济关系的行动获得成功，接管英国公司，克服国内的经济困难。最重要的是，必须改组财经机构，因为这些机构现在仍然充斥着右翼社会党人、前马斯友美党党员和其他反动派——“五月二十六日”条例恐怖措施的辩护士。
向北加里曼丹人民提供援助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应当迅速承认由阿扎哈里担任总理的北加里曼丹统一邦。但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北加里曼丹人民自己的斗争。
继续从事建设
在这方面，首先讨论的是五月二十六日的经济条例，这个条例今天更为人所周知的称呼是五月二十六日错误路线。这个错误路线靠降低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来实现所谓“货币稳定”，它还破坏了有领导的经济的原则。应当进行改组的国营贸易公司，相反地都被授与过分的权力。正如苏加诺在今年国庆节所发表的题为《革命回声》的演说强调指出的，这个错误路线不能发展工人和农民的生产力。事实上，其作用恰恰相反。报告接着对新成立的工作内阁原则上愿意修改五月二十六日条例表示欢迎，并且强调说，只有当经济宣言中所提出的原则真正付诸实施的时候，这才会有任何意义。
关于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的国家预算，报告强调说，开支和收入数字确实都很大，但是并不是由于建设活动水平有任何增长；而只是因为由于五月二十六日条例的恐怖措施引起了物价上涨。收入数字很大，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严重的负担。用这种办法是不能解决赤字问题的。解决赤字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执行一个具体的生产计划和一个切合实际的和经过周密制定的国家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