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绝大部分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态度迅速地发生变化，群众中间长期蕴蓄着的革命积极性，终于象火山一般地爆发出来。这时候，社会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正面与反面，互相对立的阶级斗争形势表现得日益鲜明，各种社会力量的阶级本质也都更加鲜明地突现出来。历史证明了，我国工农群众不但在民主革命时期表现出很高的革命积极性，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表现出很高的革命积极性。工人农民和士兵，是我们革命的主力军，是我们社会主义江山的擎天大柱。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吗？
大连创作会议是着重讨论农村题材的创作问题的。邵荃麟同志是提倡以“现实主义”态度来反映农民的精神面貌的。那么，就农民来说，是否象邵荃麟等同志所断言的那样，我国农民的大多数都是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呢？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反复指出：我国广大的贫农下中农，是积极拥护集体经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是农民中的大多数，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是上中农，他们是少数。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光辉历程，完全证实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以贫农下中农为骨干的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了农村的社会主义事业，风吹不倒，雷打不散。所以，从广大农民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来看，那就决不是“两头小，中间大”；而是农民的绝大多数，包括一些曾经有过摇摆的农民，经过暂时的徘徊观望之后，都终于自愿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可是，邵荃麟同志不是这样看。照他看来，我国农民的大多数都是缺乏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甚至“广大的各阶层都是中间的”。按照这种看法，我们新中国就根本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是恢复到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中间人物”这个特殊概念的反动性和荒谬性，不是昭然若揭吗？要知道，抹杀广大农民、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否定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是国内外一切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基本观点；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根本对立的。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工农群众的阶级地位，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使得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思想。事实上，我国工农兵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固然，广大群众的思想情况，是很不相同的，有先进的，有落后的，也有不少是介乎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在群众中间，有各种落后的东西，要彻底摆脱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需要长期的奋斗。但是，总的看来，工农兵群众较之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思想感情总是要健康得多，总是比较容易接受革命的新事物。正因为这样，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必须长期深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向工农兵学习，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经过不同程度的思想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尽管还没有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可是，在政治态度上，也是不同程度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试问：凭什么硬说工农群众的大多数都是介乎好人坏人之间、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之间、动摇于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呢？说这话的人，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这种说法，难道不是对于我国伟大现实、伟大人民的诽谤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新社会的主人。说人民群众的大多数都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也就是无知无识、无所谓好、无所谓坏的“群氓”，是浑浑噩噩的“小人物”，这不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又是什么呢？
可见，邵荃麟同志等所创造的“中间人物”这个概念，不但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反人民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宣扬者们，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而是凌驾于群众之上，用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来看群众。他们用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观点，把革命运动过程中部分群众暂时处于中间状态（不自觉或半自觉的状态）的现象，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现象，并且把它无限地膨胀起来，似乎不论在任何时间、地点、条件下，群众中的大多数人对待革命、对待革命思想的态度都是中间状态的。他们把广大的各阶层人民群众都包纳在“中间人物”的范围内，用来壮大“中间人物”的声势，以便在文艺创作上，同革命英雄人物争地盘，并且按照这种“中间人物”的精神面貌，来改造我们文艺的精神面貌，改造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凡是热爱革命事业、革命文艺事业的人，对此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
什么人代表着时代的主流？
现在，我们来考查一下提倡“写中间人物”的几个主要理由，看看它们是否站得住脚。
第一，借口英雄人物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