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
《文艺报》编辑部
最近期间，中国作家协会和所属《文艺报》等编辑部，按照当前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要求，举行了一系列会议，深入检查近几年来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写中间人物”的错误主张，就是这次着重检查和批判的重大错误中最突出的一个。这个错误主张的主要倡导者，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之一的邵荃麟同志。他在一九六○年冬天至一九六二年夏天，曾在《文艺报》编辑部反复鼓吹这个主张，要求《文艺报》写出专论和评论，公开宣传。一九六二年八月间，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来自八个省市的十六位作家和评论家，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邵荃麟同志正式向作家们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同时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并就当时农村形势、人民内部矛盾和文学创作现状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错误言论。大连创作会议后，《文艺报》及其它刊物曾发表文章公开宣扬“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在文艺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在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艺报》等编辑部检查工作的会议上，同志们根据大量事实材料，针对邵荃麟同志提出的“写中间人物”及其它错误的理论主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批判。会议认为：“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等理论主张，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是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相对立、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方向相对立的极其错误的理论主张；为了消除这种理论主张在文艺界和读者中间产生的不良影响，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应当公布有关材料，进行公开的讨论和彻底的批判。现在，为便于文艺界的同志们和读者们参加讨论和批判，我们把邵荃麟同志有关“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要言论及其它有关材料，分别报道如下。
邵荃麟同志在《文艺报》编辑部反复鼓吹“写中
间人物”的主张
一九六○年间，《文艺报》及其它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评论长篇小说《创业史》的文章。这些文章侧重在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角度分析这部作品，着重肯定了梁生宝这个新人物的形象，而较少谈到梁三老汉这个“中间人物”。邵荃麟同志对这个现象多次表示不满。十二月间，他在《文艺报》一次会议上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仅仅用两条道路斗争和新人物来分析描写农村的作品（如《创业史》、李准的小说）是不够的。”又说：“当前创作的主题比较狭窄，好象都只是写共产主义风格。”
一九六一年三月，邵荃麟同志要求《文艺报》继《题材问题》专论之后，再写一篇《典型问题》的专论，着重提倡人物描写的多样化，实际上是提倡“写中间人物”。他说：“光是题材多样化，还不解决问题。只有人物多样化，才能使创作的路子宽广起来。”此后，他一直念念不忘，曾多次催促《文艺报》的同志动笔。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五日，邵荃麟同志在《文艺报》的一次讨论重点选题的会议上，明确提出“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他说：“作家为一些清规戒律束缚着，很苦闷。希望评论家能谈谈这些问题。当前作家们不敢接触人民内部矛盾。现实主义基础不够，浪漫主义就是浮泛的。创造英雄人物问题，作家也感到有束缚。陈企霞认为不能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这当然是错误的。但在批判这种观点时，却形成不是正面人物就是反面人物，忽略了中间人物；其实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他要求《文艺报》组织文章打破这种“束缚”，把“写中间人物”列入重点选题计划。
同年七月十三日，邵荃麟同志在《文艺报》的一次会议上，歪曲地解释了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作为他的“写中间人物”主张的理论根据。他说：“对恩格斯批评哈克纳斯的《城市姑娘》的话，发生了一种误解，似乎恩格斯是批评哈克纳斯没有把《城市姑娘》中的主人公耐丽的觉悟程度写得很高。实际上，恩格斯是批评作者对主人公与整个环境的关系没有写好，没有写出典型环境，把群众写成是消极的。至于女主人公耐丽，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半自觉的。”就在这次会议上，他再次要求《文艺报》组织文章宣传“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在大连创作会议上，邵荃麟同志正式向作家们提
出“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和“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引言和总结性发言中，极力贬低写新英雄人物的重要性，反复宣扬“写中间人物”的重要性。他在谈到我们的文艺现状时说：
“我们的创作，总的看来，革命性是够的，写艰苦性、长期性、复杂性不够。人物写得单纯，只写人物的英雄主义、敢想敢干，对于斗争的复杂性没有充分反映。”他说，我们作品中的人物，
“尽管写的职务不同，但性格相似。都是红脸，人家就不爱看了。”他认为：大家都写英雄人物，“路子就窄了”；要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