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宽广起来，就该多写“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中间人物”；为此他发表了以下的见解：“说典型不一定是大量存在的，萌芽的东西也是典型，如高尔基的《母亲》，这也对，但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也应该是典型。否则，只写萌芽，路子就窄了。”“现在的任务是克服困难，是写出矛盾，但只写模范，就太狭窄了。”
邵荃麟同志特别不赞成创造新时代英雄人物的完美形象，认为这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机械论”在作祟。他说：“写英雄人物不是必须有缺点，而是必须有发展过程，应该写他的发展过程；如果只写他完美无缺，也就成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了。在《创业史》里，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郭振山也是典型人物。在《红旗谱》中，朱老忠固然是典型，严志和同样也是典型。现在的评论，讲《创业史》就只讲梁生宝，不讲其它，讲《红旗谱》只讲朱老忠，不讲严志和。作家要有勇气。有勇气也确实不大容易。赵树理写了《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也有许多人责难他。作家对此要顶风。在多种多样的人物中，还是要写英雄人物，但英雄人物也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打破这些简单化、教条主义、机械论，会使我们的创作更为发展。这一方面是理论的工作，另一方面，作家也要有自己的见解。”又说：“熟悉甚么就写甚么，只要立场站得稳，‘拔高’、提高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拔高’就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脱离现实，拔出来离开泥土。提高还是要讲的，提高无非是概括，无非是典型化，把平平常常的东西集中起来。”
在这次会议上，邵荃麟同志反复强调“写中间人物”的重要性。他说：“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文艺的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最进步最先进的人，用不着你教育。写英雄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只写英雄模范，不写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小说的现实主义就不够。创造性格，主要是依靠人物自己的行动、心理状态来反映他性格的矛盾。修正主义宣扬内心生活的阴暗，把我们吓住了。阴暗心理可以写，为阴暗而阴暗就不对了。”又说：“强调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是反映我们时代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中间大，两头小，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往往集中在这些人物身上。”
邵荃麟同志认为，他心目中的一些“中间人物”之所以写得好，就因为作家写出了这些人物身上的“旧的东西”，即所谓“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他说：“我觉得，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山乡巨变》中亭面糊这个人物给我印象很深，他们肯定是会进步的，但又有旧的东西。”
在会议上，邵荃麟同志不止一次地以《赖大嫂》这个短篇小说（西戎著，载《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七月号）作为“写中间人物”的例子，说明作家在描写赖大嫂这类身上充满着“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物时，可以只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可以不表示鲜明的态度。他说：“短篇碰到另一问题，在不多的篇幅中，提出矛盾，解决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怎么办？多少年来，有那么一个框框。有的能解决；有的条件不够，不能解决。过程不可能完结，怎么办？农民的转变刚刚开头，可是为了解决问题，转变就要写出来，否则，批评家就出来了。比如《赖大嫂》就遇到有些批评者批评赖大嫂思想没有转变成集体主义。特别是演戏，不解决问题，批评就来了。是否非要写出解决问题不可？过去的社会问题剧，只是提出问题，让观众自己去判断。今天我们更强调教育人民，指出方向。但是，是不是在小说里当场解决？如果水到渠成，可以解决；也可以指出方向，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短篇小说概括时抓住一点，让人看出前因后果就行了。”又说：“有些矛盾是不能一下子解决的，比如农民转变，不是一下子解决的。对西戎同志的《赖大嫂》，就有人说：为什么没有转变？这是很困难的。”
同时，邵荃麟同志主张描写人民群众思想改造的“苦难的历程”。他说：“思想意识的改造是艰巨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知识分子从旧到新，是‘苦难的历程’。‘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还不艰巨、痛苦？中国的鲁迅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农民从个体经济走到集体经济，也是这样。柳青《创业史》的题词是：‘创业难’。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也看到了这一点。为什么说写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激动人心？就因为把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估计不足。”
在大连创作会议上，邵荃麟同志再一次歪曲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的原意，并进而歪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原意，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他说：“恩格斯提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结果被理解为环境是社会主义的时代，性格是社会主义的人。恩格斯批评哈克纳斯没有写出典型环境，结果演绎出不能写消极，连半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