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就“清官”问题和星宇同志商榷
赵一民
提要“清官”是封建统治者用来美化自己的意识形态上虚幻的共同体。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清官”不能起到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作用。星宇同志认为，“清官”同情人民在主观上是真诚的，这是离开阶级分析的说法。法定权利同习惯权利不是对立的。否定“清官”的存在，不是把封建官吏一律看待。
关于历史上的“清官”问题，星宇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论“清官”》①。他肯定在封建社会里是有“清官”的，并认为：“海瑞和其他‘清官’一样，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封建统治进行自我调节的工具”；“清官”维护地主阶级的法定权利，打击豪强的习惯权利，对于劳动人民有好处；“清官”们“对人民群众表现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如“海瑞则把做官的目的说成为贫苦人民打抱不平”，等等。
我不同意星宇同志的观点，现在，把我的不同意见写出来，和同志们讨论。
一、“清官”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封建社会里根本没有“清官”，“清官”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它纯粹是封建皇帝、官僚和地主阶级的虚构。它以“公正”的、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姿态出现在意识形态的舞台上，起着美化封建政权，美化封建社会，欺骗人民的作用。它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只要承认它的存在，就必然陷入不能自拔的错误之中。星宇同志正是这样，他认为“清官”不是“出自统治者欺骗性的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
在封建社会里所以没有“清官”，这是由封建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所决定的。封建官僚是这种本性的集中代表者，在每一个官僚看来，他登上天子之堂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的发财致富，飞黄腾达。中国古书中“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话，正反映了这一普遍的规律，无一例外。所有的封建官僚都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赘瘤，吞噬一切的豺狼。马克思极为概括的指出：
“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②。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说还有例外的“清官”。
“清官论”者认为：在千百年以前，中国封建社会里有“清官”，不信你看古籍中有记载。并且肯定地说：“历史记载是冲不破的，因为这是客观存在，谁也冲不破”。可敬的先生！你说错了，历史记载不是客观存在，即使它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也不过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何况这些记载又是出自地主阶级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由于受阶级利益、阶级偏见的驱使，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歪曲历史。不是连地主阶级自己都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吗？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命的人，反倒说它是“客观存在，谁也冲不破”。恰恰相反，我认为，对封建史学家所做的历史记载，不仅能冲破，而且必须冲破，不冲破它，就不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冲破它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那么，客观上既然不存在“清官”，做为“清官”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虚幻的共同体”是怎样产生的呢？
封建皇帝和地主阶级是“清官”的创造者和热烈的宣传者。皇帝希望他的官僚都是“廉吏”、“清官”，企图实现巩固其统治，传万世之业的美梦，以增加国库收入，供给他个人挥霍，满足其私欲。所以，有些皇帝曾严惩过贪污。如朱元璋曾对于奸贪严重的官僚，使用了极为残酷的刑法。最后，他还是颇为慨叹地说：“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期其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明朝小史》卷二）既然“俱系奸贪”，为什么又有“廉吏”、“清官”之称呢？这正说明了皇帝对其官僚也是用两手的：一手是惩办贪污严重者；另一手是对贪污不太严重而手段又巧妙者，称之为“廉吏”、“清官”，并用“圣训”、“谕旨”表彰他们，做为其他官僚的榜样；同时，又可以美化自己的统治，欺骗人民。这就是皇帝“制造”和表彰所谓“清官”的两个目的。“清官”也是封建官僚用来美化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的外衣。贪官们为了欺上骗下，往往都以“清官”自命。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地主阶级接近于死亡的边境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他们更加千方百计地求助这一幽灵，做为维持本阶级统治的救命草。因之，他们便给所谓“清官”加上了艺术的、神圣的光彩，搬上了舞台，写了一些离奇古怪的“公案”小说，不遗余力地进行扩大宣传。他们也知道，“戏剧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书本”，特别是对于没有文化的农民来说，更是进行奴化教育的最好方式。所以，自元以后，便出现了《三勘蝴蝶梦》、《灰栏记》、《三女抢板》等“历史剧”，以及《包公案》、《大红袍》、《施公案》等小说。他们企图给包拯、海瑞之流穿上神圣的外衣，来消灭农民的反抗，挽救地主阶级的危亡。
但是，广大劳动人民身受封建官僚的压榨。现实生活告诉人民：“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正如列宁所说的：“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③。这就是说，农民对封建官僚不抱有幻想。当然，农民这个阶级也是相当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