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在中农以上的农民中，可能有些人对于封建官吏抱有一定的幻想，但他们并不是农民的主体。退一步说，即使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都认为有“清官”，它仍然是“虚幻的共同体”。比如鬼神，并不因为过去的人们认为有鬼神，它就存在了。农民中有人相信封建官僚中有“清官”，这不过表明他们受了地主阶级宣传的欺骗而已，也决不能得出“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的结论来。
二、所谓“清官”是不是“封建制度自我
调节的工具”？
国家是当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时才产生的，但它又“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④出现。即从表面上看，它好似整个社会的代表，实际上，它是维护剥削阶级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⑤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是压迫和镇压农民的政治工具，他们如果没有这一暴力机关，一天也无法存在。所谓“清官”是封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机件。我们在研究它时不能离开这架机器。
令人遗憾的是，星宇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星宇同志在写这篇文章时，是企图批判吴晗同志的“清官”是“站在农民一边”、“是人民的救星”的荒谬论点。但他又虚设了另一个对立面，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折衷主义的手段，为吴晗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吴晗同志看了他的文章后说：“我都很赞成，并且很高兴”，其“基本论点，也正好是我的论点”，并表扬星宇同志“把这个问题论述清楚了”。星宇同志主要论点是：“清官”“是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工具”；“封建统治陷在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它必须进行某种自我调节，才能够延续自己的存在。海瑞和其他‘清官’一样，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封建统治进行自我调节的工具”。这里的问题是，调节谁和谁的矛盾呢？星宇同志认为，“清官”打击超出法定权利而过分剥削农民的豪强，很显然，所谓“封建制度的自我调节工具”的作用，就是调节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按照星宇同志的说法，似乎所谓“清官”的出现，竟然可以调节封建社会中农民和地主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是很难令人同意的。这里，需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封建社会里的矛盾是不是可以调和或调节（在这里调和与调节是同义语——作者注）呢？我认为，在封建社会里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也不能调节的，因为它是对抗性的矛盾。
第二，封建国家是不是调节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矛盾的工具呢？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封建国家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根本不是什么阶级矛盾的调节器，而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的工具，镇压农民的暴力机关。因之，农民起义时，总是把矛头指向封建国家，以打倒封建国家为目的。无数的历史事实早已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所谓“清官”是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调节器呢？我认为，所谓“清官”实质上和贪官一样，也是封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机件，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根本不是什么阶级矛盾的调节器。只要看一看享有“清官”盛誉的海瑞，在任淳安知县时发布的《保甲法再示》中的一段话，便一目了然了。他说：“前日矿徒穷民，计图衣食，情犹可恕。今劫村杀人，罪不容诛矣。尔等可一心力防捕。拒捕者，随即杀之。不死于敌，必死于法。死敌为忠义士，死法为愚顽民。尔等试思，毋贻罪悔。”（《海瑞集》上册，第一八五页）从这一段话中可看出，海瑞并没有调节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当时，在淳安县就有些农民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杀他们的人，剥夺他们的财产。海瑞给他的乡兵们下令，要“防捕”，“拒捕者，随即杀之，不死于敌，必死于法”。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已经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了。在这里，海瑞所发挥的不是阶级矛盾调节器的作用，而是刽子手的职能。可见，星宇同志的观点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并且不自觉地陷入阶级矛盾调和论的泥坑了。
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连带主义国家学说已唱熟了的滥调。他们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退了一步固守住自己的阵地，说什么“国家是调和阶级矛盾的机关”，以用此来掩饰国家的阶级本质，欺骗劳动人民。这些滥调在四十多年前已被列宁驳得体无完肤了。即使如此，只要还有资产阶级，它总是不肯自动的退出这一阵地，放弃这种观点。如国民党的反动官僚张知本还说过：“建立国家之目的，应该为调和阶级冲突，以谋社会共同利益之进展。”（《宪法论》，第十一页）
星宇同志说：“海瑞把做官的目的说成为贫苦人民打抱不平，他说：‘举凡天下之人，见天下之有饥寒疾苦者必哀之；见天下之有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者必为忿之。哀之忿之，情不能已，仕之所由来也’（《海瑞集》上册，第三七页）。‘清官’们在讲这种话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