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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明末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理论小组
明朝末年，封建统治极端腐朽反动。严重的土地兼并，造成土地高度集中，“有田者十之一，无田者十之九。”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极端残酷。繁重的赋税和劳役，再加上连年灾荒，使得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不少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悲惨景象。有压迫就有反抗。广大劳动人民的抗粮、暴动，此起彼伏。当时，明王朝统治者就坐在这样一个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火山口上。
反动统治者越是走向没落衰亡，越是把孔孟之道当做维持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明王朝在对农民起义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又极力借助于孔老二的亡灵欺骗人民。明世宗朱厚熜给孔老二戴上了“至圣先师”的高帽，并叫嚷“人以圣为至，圣以孔子为至”。封建统治的卫道士们更诬蔑起义军的反孔造反思想是“心中贼”，胡说什么“人人心中应该有圣人，人人心中应该有孔子”。他们把孔老二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妄图消弭人民反抗的锐气，瓦解农民革命运动。
不管反动派如何吹捧孔老二，广大劳动人民是不买他们的账的。农民起义的浪潮一浪比一浪高，反孔斗争也一次比一次强烈。继明初的唐赛儿起义，中期的刘六、刘七起义，以及后期的徐鸿儒起义之后，一六二八年，陕西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李自成、张献忠就是这个时期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曾经在地主家当过牧童，受剥削受压迫，从小养成了对封建统治和孔孟之道的反抗性格。他二十二岁就扯起造反大旗，参加了农民起义军。后来，被起义军拥戴为“闯王”。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规模巨大，斗争英勇，不仅推翻了明王朝的反动统治，而且打击了反动的孔孟之道，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
孔老二历来鼓吹“压迫有理”，“造反有罪”，把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说成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而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以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大造了封建统治的反，大造了皇帝的反，也就是用革命的实际行动大造了孔孟之道的反。李自成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英勇善战，攻洛阳，破开封，克西安，攻占了陕西、河南、河北等大片土地。一六四一年，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攻克洛阳后，立即把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询捉住，并举行群众大会，揭发朱常询的种种罪行，处死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家伙。同时，起义军还镇压了一大批反动官吏、恶霸地主，并没收了皇族、富室的粮食和金银，用来赈济饥民。李自成在宣布朱常询的罪状时指出：“王侯贵人，剥削穷人，使其冻馁，吾故杀之。”这是何等正义的宣判！起义军每攻克一地，常将获得的粮食和金银散发给贫民。一六四四年正月，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同一年，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也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西政权。这一年三月，李自成起义军更一举攻克北京，推翻了明朝的反动统治。连那个被孔孟之徒吹捧为“人主”的崇祯皇帝，在起义军的打击下也吊死在景山。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君权神授”，统统被起义农民的造反行动砸烂。
农民起义在陕西兴起的时候，西北一带就流传着一首斥责“老天爷”，大呼要它“塌了罢”的革命歌谣。孔孟之徒鼓吹“天命论”，宣扬封建制度是合乎“天理”的。封建帝王被说成是“受命于天”的，成了“老天爷”的化身。可是这个“老天爷”根本不顾群众的死活。在封建制度下，残暴的地主、官僚享尽荣华，而劳动人民却活活饿死。广大群众为此气愤难平，宣告要打塌这个保护着人吃人的封建秩序的“天”。这首“塌天歌”是贫苦农民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愤怒控诉。它号召广大农民起来大造“老天爷”的反，大造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反。当时，农民军的首领中就有自称为“塌天”的。一六四○年，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响亮地提出了“均田”、“免粮”的革命纲领，这更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塌天”的壮举。
“均田”、“免粮”的革命纲领的提出，直接打击了孔孟之道所维护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是对过去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法平等”的革命纲领的重大发展，表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和反孔斗争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极力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等孔孟之道，拚命鼓吹“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反动哲学。宋明理学（道学）先生们，更起劲地鼓吹这一套，把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说成是永“存”的“天理”，而把劳动人民取得活下去的起码条件的要求说成是必须“灭”掉的“人欲”。因此，明末土地越来越集中在皇族、富家手里，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越来越多，在孔孟之徒看来，这种状况是“天经地义”的，是永远不能改变的。而起义农民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反对“剥削有理”、“造反有罪”的孔孟之道，打破了地主阶级霸占土地和奴役农民的“常规”。起义军到哪里，就广泛宣传“贫富均田”、“三年免赋”和“五年不征”等政策，并努力实行。一六四三年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攻克襄阳后，就将地主、官僚强占的土地归还了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