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投降派怕批投降派
——斥苏修对中国人民评论《水浒》的拙劣攻击
翟厚隆
中国人民批判孔老二，苏修鼓起了一阵喧嚣。中国人民评论《水浒》，批判投降派宋江，批判修正主义，苏修又跳出来，表演了一出拙劣的反华丑剧。
自一九七五年九月份起，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指使下，苏修一些报刊相继就评论《水浒》问题对我国叫骂。被苏修当局誉为“对国内外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中所有最重要的事件总是灵敏地作出反应”的《文学报》，这一次又“灵敏地”充当了反华的一名马前卒。这家苏修御用报纸，先是于九月二十四日拼凑了一篇纯系谣言的材料，继之在十月二十二日又抛出大块署名文章，对中国进行无耻的攻击，造谣污蔑，大肆反华。他们编造了一套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以为他们只要把谣言重复一千○一次，就可以使它成为真理。
苏修说什么我们评论《水浒》，“辩论的是政治，而不是文学形象”。先生们，这一点你们算是说对了，我们确实不是为文学而文学。我们评论《水浒》，批判投降派，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苏修对此为什么那样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呢？
长期以来，在苏修叛徒集团卵翼下，有一批修正主义的“学者”、“汉学家”，打着“汉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的招牌，肆意歪曲我国历史，在世界上招摇撞骗。他们别有用心地诽谤说，现在中国对于过去“许多世纪的文艺创作过程中创造的人类珍品”采取“专横武断和粗暴侮辱”的做法，而他们的所谓“中国文学史家”的“任务”就在于对这种“专横武断和粗暴侮辱”“作出原则性的评论”。这就是说，他们“研究中国文学”，是怀着一副“好”心肠的，是为了保护中国的“人类珍品”。果真如此，我们倒要感激他们了。可是，谁不知道，他们是老虎颈上挂佛珠——假充“大善人”。
在苏修所谓的“人类珍品”的单子上，就列有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水浒》。苏修评论者吹捧《水浒》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纪念碑”，“世界文学史上的杰出现象”，“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统治的社会斗争”，“现实主义地描写农民战争应认为是这部小说的巨大成就”。他们为了美化《水浒》的投降主义路线，还胡说什么“人民起义的参加者力图以‘好的’官吏换掉‘坏的’官吏……农民起义并没有给自己提出过其他的任务。”看，这套谬论不正是对我国历史和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专横武断”和“粗暴侮辱”吗？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与苏修的吹捧相反，《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歪曲和反对农民起义的作品。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革命本质，在《水浒》中被阉割了、颠倒了：对封建统治阶级“造反有理”变成了“造反有罪”；反对皇帝变成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革命派受到打击，投降派受到赞扬。这就是苏修评论家们所鼓吹的“真实”和“现实主义”！他们的用意，就是通过给《水浒》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来歪曲和污蔑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至于他们所谓农民起义的参加者只知道用“清官”换掉“贪官”之外，“没有提出过其他的任务”，则更是无耻的污蔑。
苏修叛徒集团为《水浒》中投降派宋江辩护，不是偶然的。他们对于中国人民揭露和批判投降派的斗争如坐针毡。一九七四年，苏修为反华黑书《中国近代史》作广告的一篇奇文，就公开为中国人民所唾弃的太平天国的叛徒李秀成鸣冤叫屈。这篇奇文说，“李秀成是太平天国的一位杰出领袖”，他只不过“在狱中写了一封悔过书”，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英雄”，竟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匆促而又偏颇的审判”，“被红卫兵诽谤为叛徒”！这真是叛徒惜叛徒，投降派惜投降派。在苏修看来，“写了一封悔过书”，匍伏在反动派的脚下，那是算不得什么的。苏修在这里贩卖的是十足的叛徒哲学。古今中外的投降派都是心心相通的。苏修叛徒集团篡夺领导权，否定十月革命成果，危害革命事业。这些方面，他们与宋江搞修正主义有共同的特点。因此，中国人民批判宋江，他们就暴跳如雷。苏修对宋江的同情和辩护，充分表明苏修叛徒集团是个典型的投降派。
对于帝国主义尊崇中国的反动文化，鲁迅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苏修吹捧《水浒》，其目的也在于利用这部小说反华，利用这部小说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自从我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苏修叛徒集团就扯起嗓子嚎叫，说什么中国“破坏文化珍品”，“毁灭文化”，同所谓“进步传统”决裂，等等。与此同时，他们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所谓“进步文化”的保护者和继承人，向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攻。由此，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这一行，顿时成了热门儿。
值得注意的是，苏修在鼓吹投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