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领导权，占有整个社会财富。而广大工农群众则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在政治上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利，处于被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他们的子女在受教育方面怎么能同特权阶级的子女“一律平等”呢？事实上，苏联广大工农及其子女在学校里处处受到排斥和打击。连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认，有百分之三十四的工人只受过小学教育或更低水平的教育。广大工农子女为生活所迫，常常不得不被迫中途退学。与此同时，在“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大棒挥舞下，大批的工农子女被扣上了“智力落后”、“知识水平低”的罪名并被赶出学校大门。
广大工农子女既然连初等教育都受不满，当然更被排斥于高等学校之外。正如一家日本杂志所揭露的那样，“苏联的大学考试对各阶层的子女赋予客观的‘教育平等’的权利”，但是，“知识分子的子女几乎全都考上大学，而农民的子女几乎全都考不上”，因为“在入学考试之前家庭环境给苏联青年造成了不平等的差异”。苏修在关于新西伯利亚青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不同社会集团出身的青年在升学问题上也是不平等的。在出身于农庄和农场工人家庭的中学毕业生当中，升入大学的仅占百分之十八，而在城市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当权者）的子女中却占百分之八十二。有些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女即使侥幸进入大学，也会被用种种借口“淘汰”出去，不少人因考试不及格而被迫中途退学。在乌拉尔地区，工农子弟的退学率竟达百分之四十五点七。事实就是这样无情地揭穿了勃列日涅夫之流自由、平等的虚伪性。
在今日的苏联，由于苏修叛徒集团在教育领域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级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垄断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特权阶级的子女依仗父母的政治地位、权势和金钱，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高等学校。他们不仅可以进入各种收费昂贵的“补习班”、“预备班”、雇请“家庭教师”，取得入学考试的好分数，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左道旁门”进入大学。在今天苏联大学的入学考试中，依靠权势、行贿、收买、舞弊等等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风行全国。特权阶级利用职权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塞进大学是极其普遍的事情。第比利斯市一家工厂的厂长花了一万三千卢布的巨款，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十年工资的数目，买通一家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和教授，把自己的女儿送进“高等学府”。官僚、特权阶级的子女，有些即使是刑事犯罪分子，也可以依仗父母的高级社会地位，不仅逍遥法外，而且还能钻进高等学校。苏联《共青团真理报》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透露，苏修一名机器制造部部务委员兼局长曾利用职权，使其因犯强奸罪而被判刑的儿子得到“赦免”，并为他安排了工作，入了团，而且送进高等学校。至于那些雇工代考的“商号”、假造文凭的“工厂”、办假大学的“企业”，只要得到巨额卢布，就会给有钱人的子女提供方便，使他们钻进大学或买到“文凭”。
在苏联学校中，实行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各类学校的教学以及学生毕业后的分配也有着严格的界限。广大工农子女很难进入大学，也只能在小学、中学或职业学校毕业后，从事所谓“低贱”的体力劳动。而特权阶级的子女，则可以沿着高等学校的阶梯向上爬，毕业后成为“专家”、“学者”，从事“高贵”的“领导”职务，世袭其父母的特权地位。这反映了苏联教育鲜明的阶级性。这种教育上的等级制度是由苏联社会的阶级对立决定的，是为巩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服务的。一个日本作家在分析了苏联教育方面的情况后指出，“知识分子的子女大半仍然是知识分子，农民的子女大半仍然是农民，这种社会现象如果一代、两代、三代这样重复下去，岂不就会超越阶层而形成一种阶级吗？”
历来一切剥削者无不把“学而优则仕”奉为办学宗旨。苏修叛徒集团同样在教育界贩卖“读书做官”的货色。高等学校成为资产阶级子女升官发财的阶梯。苏修头目公开宣称：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高等学校学生是未来的生产指挥者和组织者。
事实表明，苏修叛徒集团就是利用学校来培育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思想，来巩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专制。
为了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苏修叛徒集团把商品交换原则推广到教育界。勃列日涅夫一九七四年就公开贩卖知识资本化的黑货，说什么：提高文化水平是“宝贵的资本”，青年们上大学，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本”。苏修的御用学者们也拚命鼓吹
“求知识就是为了赢利”，要苏联青年“把自己的精力和才能”用在“学习、掌握知识，完善专业经验”方面，学成“能够生产高额利钱的贮钱匣”。在今天的苏联，把知识当成私有财产，把掌握知识做为资本积累，爬到特权阶级的一种手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这些人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