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人民的愤懑是压制不住的
范秀竹
勃列日涅夫几年来一直吹嘘：“我们……创造了一个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苏修“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绘声绘色地把所谓“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着实形容了一番，说什么这个社会“在精神上和政治上”是“团结”的，是“生气勃勃”的，是“一片新气象”，等等。但是，正如鲁迅在揭露反动派的伪善和欺骗时所指出的：“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第17页）
事实一再证明，苏修头目冠冕堂皇的词藻掩饰不了今日苏联社会腐朽黑暗的现实，也麻痹不了苏联人民不满和反抗的斗志。苏联广大人民群众除了用罢工、怠工以及刷出诸如“我们还能容忍罗曼诺夫王朝到何时？”一类的标语，以示反抗和不满外，还经常投信报刊和电视台，对苏修的内外政策表示怀疑，提出质问。这些信件绝大多数如石沉大海，遭到蛮横的压制。但是，苏修当局有时也不得不以“答读者问”和“电视台讲座”等形式，对来信中提出的一些难以掩盖的问题，进行欺骗宣传和无力辩解。苏修本想自圆其说，结果却更加破绽百出。透过苏修的一些辩护词，我们可以看到苏联人民压抑不住的愤懑和苏修掩饰不了的窘迫。
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苏修报刊百唱不厌的老调子，苏联人民早就听腻了。他们在信中提出疑问：“优越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这一问，给了苏修何等辛辣的鞭笞！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曾指出：劳动人民“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了”。“劳动者可以表现自己的才能，可以稍微挺一挺腰板，可以扬眉吐气，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第393页）可是，今日苏联怎么样呢？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重又沦入“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的悲惨境地。对于这个根本问题，苏修当局是讳莫如深的。
至于苏修吹嘘他们的经济如何“发达”，劳动生产率如何提高，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连苏修《新时代》周刊也不得不承认：“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还是没有达到农业生产的一系列计划指标水平”。至于工业生产，连苏联国家计委主席也供认遇到了“困难和毛病”，“国民经济急需的一系列最重要的产品生产任务没有完成”。除了与军火工业有关的生产确实猛增之外，经济畸形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和轻工业问题成堆，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因此，关于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修当局也感到有难言的苦衷。他们先是回避实质问题，顾左右而言它，接着就把所谓“优越性”转化为或落脚到要苏联人民“最充分地发挥人的体力和精神力量”。听话听音，苏联人民一听苏修的说教，就知道原来是要他们勒紧裤带，卖命干活。他们在信中一针见血地揭露苏修“二十五大”提出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针”，就是“用榨取血汗的制度，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这就表明，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跟榨取他们血汗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这就把勃列日涅夫在“二十五大”撒下的关于苏联社会“在精神上和政治上”是“团结”的弥天大谎，无情地揭穿了。
苏联人民敢于对苏修社会制度提出怀疑，并敢于批评苏修“二十五大”提出的方针，这表明，苏联广大人民群众是不可能为苏修的欺骗宣传所蒙蔽的，他们是不会容忍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的。
农业问题是苏修深感头疼和棘手的一个问题。苏联农业连年歉收，据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计划一预算委员会主席瓦辛科的报告确认，一九七五年即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苏联粮食总产量下降到一亿三千七百三十万吨左右，比计划指标两亿一千五百万吨少三分之一。勃列日涅夫掌权第十年的收成还没有达到赫鲁晓夫下台的一九六四年的实际水平。一个幅员辽阔、土壤肥沃、劳力充足的传统的粮食出口国，竟然不能供养自己，不得不用黄金储备和宝贵矿藏去换取粮食、肉类、黄油、蔬菜！仅一九七五年就耗资四十亿美元购买了约三千万吨粮食。苏联人民对此深为不满，怀疑这是苏修推行的农业政策和经营制度所造成的。他们质问道：“为什么我国不得不向外国购买粮食？”这下苏修可慌了手脚，赶快出来讲，你们千万不能从苏联农业的“经营方法”和“经营制度”中去“寻找向外国购买粮食的原因”，而竟归罪于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农庄农场“遭到严重破坏”和“自然条件”、“气候条件”不好。他们怨天、怨地、怨人，唯独不责怪自己。他们不是吹嘘“发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一个据说是“发达社会主义制度”，居然在二十年后还不能战胜战争造成的破坏，这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哪里呢？苏修一边归罪于
“老天爷”，一边农业部长又频频更迭，一再换马。可见他们自己也是理亏心虚的。他们越是说“经营方法”和“经营制度”没有问题，就恰恰越是说明大有问题。而且根本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经营方法”和“经营制度”，而在于“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制度。
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