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土地，就不但可取消其苛重的地租负担，因而可增加它在农业方面的本钱，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其生产热忱。土改后东北和华北农民生产热忱的空前高涨，就是一大证明。
土地改革只是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消灭依靠这种制度不劳而获的寄生的地主阶级，而不是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个人（只有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以及坚决反抗土改的严重犯罪分子，才会由法庭判处死刑）；并要改造地主个人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或经营工商业的人，使由社会无用之人变为社会有用之人。最近政协全委会所通过的土改办法，除开土地和进行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耕畜、农具以及在乡村中多余的房屋和多余的粮食外，地主的其它财产，包括它所经营的工商业在内，不加没收，而且就是上述所规定要没收的土地、耕畜、农具，在没收后，也同农民一样分给地主一份，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这正是地主个人的再生之路；对于过去的可耻的寄生生活，不该再有所留恋了。
（二）新区土改为什么要保存富农经济？
这次政协全委会所原则通过的土地改革法草案中已明文规定“保存富农经济，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富农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均不得侵犯”。今日所以采取这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实有经济上和政治上两方面的必要的。
“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这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指示，也是我们在新区土改所以必须保存富农经济的主要原因。
过去土改，因为限于战争环境，不能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因此，一方面引起旧式富农生产的破坏；另方面使得若干中农发生动摇现象。土改后不少中农存着许多思想顾虑，虽则那时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带有半封建性剥削的旧式富农，而不是新式富农，但是它们搞不清，只怕“冒尖”，上升为富农成份。因此它们不是不充分努力生产，便是生产了，大吃大喝，不肯尽力发展生产。我们为着促进农业生产，免除富农生产的破坏以及若干中农的思想顾虑，便也有采取保存富农经济政策的必要。
采取了保存富农经济政策，在土改时，便可争取中立富农，巩固团结中农，使地主阶级完全陷于孤立地位，因而使土改的阻力减缩到极小。过去，华北十二年，东北五年，才完成或基本上完成了一亿四千五百万农业人口的土改；而现在要在两年半到三年内基本上完成二亿六千四百万农业人口的土改，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事业。自然现在军事的和政治的条件都已根本不同，不能和过去相提并论。现在可以利用过去长时期的经验。现在已根据各地农民觉悟程度、组织能力以及当地地方秩序、干部条件，采取分区分期完成土改的办法。但是单单今年冬天，就要进行一亿农村人口的土改。这一亿农村人口不是一个小数，现在除开中国以外，所有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全部人口也只有一亿带零。要以短短一个冬天来解决与偌大一个人口生死有关的土改问题，这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全国解放战争已经基本胜利之后来进行土改，我们要更有步骤有秩序地而且如此迅速地完成新区土改，自非更采取孤立地主减少阻力的办法不可。
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也可减少干部工作上的困难。尤其在划分阶级时，地主和富农不难划清；而富农和中农便有时会发生混淆，所以过去有把富裕中农划分为富农以致形成侵犯中农利益的事。采取了保存富农经济政策，便可减少这种偏差发生的可能。
但是有少数贫雇农和少数工作干部，它们对这一政策，总有相当顾虑和怀疑。他们忧虑着：如此办法，是否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旧式富农是否可不发生问题；同时他们怀疑现在既采取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是否过去分配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有错。这些顾虑和怀疑的所以发生，是因为它们没有把土改问题和今昔形势根本不同的问题相关联来考虑的原故。在过去实行土改时，当时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正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争取战争胜利是当时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一方面，人民解放战争要求农民出兵、出公粮、出义务劳动来支援前线；另方面，当时富农还不相信人民能够胜利，还是倾向于地主阶级和反动政权一边，反对土改和人民解放战争；因此我们必须允许农民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财产，以便多一些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发动农民的高度革命热情，来参加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在今日，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基本胜利，反动派的最后肃清已经毫无疑问，农民的负担也已减轻了一些，农民因少得一部分土地而发生的困难，国家可以贷款方法来给以解决；所以今日新区的贫雇农已可不必要求去分取富农的多余土地财产。同时今日各民主阶级的革命大团结已经形成，富农的态度已有改变，只要人民政府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可以争取富农中立。它土地的出租部分是否征收一部或全部可由它本区省以上的人民政府酌量情形决定；它雇用工人或借出钱谷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