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清除精神污染　努力表现新人
——从部分文学作品中的新人形象塑造谈起
邓仪中　仲呈祥
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加强思想战线工作，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这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都具有深远意义。我们想结合近几年来的文学创作，就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自从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辞》中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致力于在创作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已经出现的一批描写新人的优秀作品，以其新人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之“新”和性格之“活”，强烈地感染着广大读者，鼓舞着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去。
但同时，也无庸讳言，我们的作家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方面的努力，还不能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还不够多。有一些作者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斗争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有一些人还热衷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历史和现实的东西。就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来说，真正具有活的性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典型还不多。在这方面，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中存在着两种有碍于塑造具有丰富性格的新人形象的偏向：一是在追求新人性格的丰富性时，忽视了新人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即性格的质的规定性，脱离生活人为地制造性格的复杂性，把丰富性变成了随意性，复杂化变成了芜杂化，以至损害了新人形象；二是在强调新人性格的质的规定性（社会主义倾向的明确性）时，又重复过去的弊病，冒出了同样是脱离生活的把新人性格简单化、脸谱化和意念化的苗头，从而削弱了新人形象的艺术感染力。这两种偏向说明，在塑造具有丰富性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上，既要防止人为地复杂化，污染新人的性格，又要防止简单化。这不仅是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是创作实践中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能“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而应在“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及其“现实生活过程中”，“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他们结合着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价，反复阐明要按照对现实关系真实、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去塑造典型，描绘人物性格，不仅要表现人物做什么，而且要表现人物怎么做，表现出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他们指出，一方面，要防止在创作中“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席勒化”倾向；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把人物性格内核分裂的“恶劣的个性化”倾向。并且明确地提出，在性格塑造上，应当力求做到社会主义倾向的明确性与个性描写的丰富性的统一。很清楚，这正是我们今天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所应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美学原则。
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首先必须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明确性，即新人的质的规定性。人物的性格有了这个特点，则无论如何丰富、复杂，都有了重点。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新人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体现了这个本质特征，就具有了“新”的特色和性格的质的规定性。譬如，作为新时期改革者形象的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和丁猛（《三千万》），前者雄心勃勃，刚直果断，锲而不舍，勇于进取；后者刚柔相济，粗中见细，讲究胆略与策略的结合。两人的气质、品格、风度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信念和求实精神。他们身上闪耀着体现社会主义信念和精神的光彩，这正是他们堪称新人形象的根本所在。《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淳朴、忠实，既严以律己又诚挚待人，很少豪言壮语，苦恼时还曾有过“干脆转业”的个人考虑；靳开来心直口快，一腔热血，但嘴头子上常说牢骚话，也闹过要转业；……可是，一旦大敌当前，祖国召唤，他们身上因党和人民长期哺育而流灌在血液中的革命信念和爱国情操，便消融了平时显露的各种消极情绪，迸发出夺目的火花。正是因为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活脱脱地展示出这些新人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而使读者感到真实、亲切、可信；也正是因为作者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精神，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新人闪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因而使读者从中受到鼓舞，获得力量。可见，深刻地表现新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新的时代精神，确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首要条件。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作品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失误。有几部描写“青年探索者”形象的小说，从作者那赞赏的笔调可以判断，作者主观上是把笔下的人物当作“新人”来塑造的。但是，读罢这些作品，读者不能不在其中的“青年探索者”形象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境界上打个大问号，因为他们或从宗教教义中探求“人生的真谛”（《晚霞消失的时候》）；或从西方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