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傅贵沉浮记〔报告文学〕
刘宾雁　刘国胜
一
去岭南的路，他走过好多趟了。一见妙发屯，他就心情黯然。一座座又矮又破的土房，好象见不得人似的，匍匐在地面上。房子是用细细的木头歪歪扭扭支撑起来的。偶尔看见一个人，也常常是衣不蔽体，脸也叫烟熏得黑黑的。他知道，这里，人们冬天生不起火，把烧完饭余下的木炭火放到盆子里，围着烤烤，对付着过冬。
“住在这些破土屋里的人，心地都很单纯，本来很好领导。”他想道，“问题就是缺少一个好的领导。我来干，就未必会弄成这个熊样子！”
此人姓傅名贵，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方圆几百里内一个知名人物。十几年来，在生产队会议、万人大会和省级会议上被点名批判过，不断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在我们离开佳木斯的前一天，又传说“傅贵被捕了！”可那时，我们正坐在傅贵的炕上和他唠嗑呢。他夸口说：“也不是我吹，今年要是不遭灾，红砖不滞销，大队人均收入就能达到700元钱，加上家庭副业，就够1，000元了。”
四年以前，他担任黑通大队副队长时，人均收入是36元。可那时候大队支委全都反对他，公社党委也只有书记刘广才一个人赞成他担任大队领导。也难怪人家反对，那时候他刚从监狱里出来，党籍还没恢复呢。此外，一个贪污的会计还往他身上栽了赃。想起这件事，他愤愤地对我们说：“一百多块钱！把我傅贵看成什么人了？我能爱小？我要是干那种行当，也得是劫皇纲，抢皇粮的！”望着他浓浓的眉毛和密密的络腮胡茬子，我们点头称是。倒退五十年，他多半会是一个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这时，见他忽然笑了，眼睛盯着坐在炕梢儿上的老伴儿刘秀霞。笑什么呢？刘秀霞一边叭嗒叭嗒掉眼泪，一边数着10元一张的人民币。原来他家的全部存款4万元，都借给大队和私人了。秀霞好不容易借来1，000元钱作家里的生活费，傅贵又非让她交出500元不可——因为大队建厂房，买水泥等钱用呢。
二
1965年初，他被选为第二生产队的副队长。仅仅一年，这个队的劳动日值就从1角2分激增到1元2角。那年冬天，他被撤职，还被批斗了103场，罪名是“打击贫下中农，混淆阶级阵线”。还赔进去一个老爹——他爹被那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场面吓疯了，后来又自杀了。
他爹悬梁自尽，是因为儿子不听他劝告，又去担任第四生产队的队长了。那是个什么队？接连换了13个队长，越换越穷。可是到1975年，就是距上次被批斗十年以后，傅贵又一次成了罪人——佳木斯市郊区头号“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原因是他把生产队又搞富了。他上台的时候，四队社员每干一个劳动日不仅得不到报酬，还要为自己的劳动倒贴一些钱。他下台的时候一天工分值达到2元钱，偿还了生产队欠下的全部外债，从吃返销粮到存粮10万斤，从一无所有到机械成群、备件满库。这一切倒成了他的罪状！
结果，是在牢房里度过1，000多个昼夜。他有时间去总结教训了。
从二队到四队，干部手脚都不利索。不是“贫协”的人，书记、队长、会计、保管、出纳一概不能当。只有“砸一斧子冒金花，根红苗正”的人才能当干部，而一当上干部，很多人就都往自己家划拉。这些人和他们的三亲六故，大都成了所谓“二懒奸”。傅贵想：“农村穷，根子就在这里。这些年的政策惯坏了一批人，全家老少躺在社会主义上，这还好得了？”
他一当队长，就打破了十几年一贯死气沉沉的局面。不管那些“二懒奸”怎么怠工、破坏，几十间公共大院套建造起来了；各种型号的拖拉机、汽车添置起来了；可劲儿从城里往地里运粪；把科学用到庄稼上，粮食丰产了；搞运输，办工厂，现金收入激增了……
那些没有特殊地位、只能靠集体富裕才能过好日子的社员，信心和干劲叫傅贵给鼓动起来了。贪、懒、奸惯了的那些特殊人物却叫傅贵给得罪了，因为他要求严，不管“皇亲国舅”，谁不干活或是瞎哄弄，他就批评谁。于是，尽管他是祖祖辈辈纯而又纯的贫农，却成了妨碍人家“坐江山”的异己分子。人家不能随意搂和偷，餐桌上的肉、油、菜少了，盖房子的砖瓦木料也来源不畅了，还得出工干活，能不恨他吗？
他在牢房里一条教训也没总结出来，还野心不死，老是想着：“出去以后，又请我出山怎么办？光靠种地肯定富不了，土地就是那么多，也不下仔儿，还得办砖厂！”于是他就在牢房的地上设计起未来的砖厂来。倘若不让他当干部怎么办？他又设计起自己的住宅——八间大瓦房，尖屋顶下多建半层，作秘密养鸡场，养它500只鸡，连一只鸡下多少蛋，一年能卖多少钱都算出来了。
三
1979年8月，傅贵出狱了。
他到四队队部去，见到的是一片断壁残垣。三十几间车库、办公室和猪舍，大部被揭去屋顶，凡是能够拆掉和移动的木料、砖瓦都变成那些“二懒奸”的私产了。拖拉机、汽车、油泵……不见了。库房里原先装满机械备件和粮食，空了。那是他和社员好几年白天夜里付出的心血呀，他身上还留下两块伤疤呢。倾家荡产，也不过如此吧？怪不得这些年左一个“批判”、右一个“斗争”呢，是给这些人扫清道路呀。当年他们偷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