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杆，傅贵罚款二元五。不把他“清理”掉，人家能抢走几十立方米上好木料和扒掉几十间砖房分文不付吗？
到过春节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已经一年，但那股和煦的春风还没有吹到祖国的这一个角落。年三十晚上，要不是公社领导挨家送去猪肉、白面和现金，黑通大队就有一多半人吃不上一顿饺子！有些人家连只煮饺子的锅也没有。这也真称得上是一大奇迹：几百名劳力，“大干苦干”了那么多年，国家还给了50多万元贷款，到头来一无所有，还欠下那么多“三角债”（私人欠生产队，生产队欠国家）！你若找到一本政治经济学的书说清这个奥秘，算你能耐！你还找不到一个人负责，没有一个人为此写忏悔录。
山穷水尽，实在没辙了，这才又想起傅贵。傅贵呢，也当仁不让，第三次上台。施政纲领的第一条，就是要建个大砖厂。可是钱从哪儿来呢？“年产1，000万块红砖！”这个数字又吓人一跳，都以为傅贵是胡吹瞎扯，其实他胸有成竹。
他会“指山卖磨”。城里很多经济部门的干部知道这人有本事，讲信用。“你们今年用多少砖？10万？50万？好，保证按时按质按量交货。”他预收了货款，砖厂的资金就来了。他亲自修改设计，组织施工队伍，精选出领导班子，还亲自到现场指挥。工厂如期建成，成了全大队的一棵“摇钱树”。
1980年，建成第一个砖厂。1981年建起两层楼的大队办公楼和卫生所。1982年建成三层楼、面积1，860平方米的小学校舍，工期只用了100天，创了那一带建筑史上的纪录。1983年又建起规模更大（超过那一带所有国营砖厂）的第二个砖厂，使红砖生产能力达到5，000万块。他越干越大，已经叫人眼晕了，还不断搞点新玩意儿。当别处正在把生产队划小时，傅贵却提出把九个生产队合并成四个，分别从事粮食、蔬菜、养殖等专业生产。
好心人也替他捏把汗。那时候他那个老毛病还没改——一见偷懒耍滑、损害公共利益又不听劝告的，就忍不住口出不逊，甚至抡起长长的胳臂动武。“家有贤妻，免遭横祸。”傅贵的妻子秀霞可谓贤矣，一天到晚在家为丈夫提心吊胆。一听到外边有人吵吵，心就发怵。“别又是他跟人吵架了吧？这人嘴黑嘴冷，脾气暴躁，尽得罪人。”丈夫得罪了什么人，她立即登门说小话；由于每个人都可能是丈夫得罪的对象，她就养成了对任何人都笑脸相迎、慷慨帮忙的习惯。傅贵每提出一个目标，都叫她吓一跳，“咋搞那么大呢？行吗？”“楼不盖不行吗？”“砖厂不盖不行吗？”枕边左叮咛右规劝，每每招来一阵痛骂（她是傅贵最不怕得罪的人），可是她的积习也难改，硬是要刺激那个大男子主义。
傅贵说：“这人没脸，说她一百回也不改。老爷儿们的事，她老爱插嘴！……我这个人，决定要干个啥，谁也别想把我拽回来，非干到我理想的地步不行。她老是怕我干大了，张了脚，得罪了人，费力不讨好。操那些心，白费！能听她的吗？听她的，啥也别干了……哼，指望我泄劲了？指望几句话解劝得了我？谁也说不到我心里去！”
四
傅贵这个人的形象，放到黑龙江粗犷豪迈的高山峻岭、莽莽平原这个背景前面，显得很和谐。他的性格呢，跟祖国加速现代化这个历史需要也很一致。但是，那些由某些传统观念和古老习惯做成的框框，是很难放进他的画像的。有人能够接受“假、大、空”，却讨厌“真、大、实”，你说怪也不怪？真和实总比假和空好吧？
也有不怪的一面。傅贵的祖祖辈辈也是老实巴交、安贫知命的庄稼汉，都是将将就就、对对付付度过一生的。到了傅贵这一代，忽然脱了轨，离了辙，背叛了古老的传统。他不满自己的老祖宗，公然宣称“他们没志气，没能耐！”
老天爷并没有厚待姓傅的这个孩子。八岁上，他就得给人扛活，自谋生计了。“为什么我就非给你扛活不可呢？有一天，我得叫你给我扛活！”——十来岁上，他就有了这个意念。那，就得发财；要发财，就得有能耐。偏巧这孩子对天地间万物都非常好奇，对人间任何劳作都有兴趣；干什么都想超过他人。于是他便象肥沃黑土上的庄稼似的，不需人工施肥，舒舒展展地发展起自己来。然而真正解放了他身上的创造力量的，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从此，他真正自由了。分到的三垧地（相当于45市亩），不够他种的。伐木、捕鱼、打猎、建筑、运输以至做买卖，没有他不干的。他饱尝了冒险、征服和获取的乐趣。人说他“很会捞钱，但是不管钱叫爹”。他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却不肯参加互助组和合作社，觉得人心不齐，“归大堆儿”就会偷懒耍滑。后来他索性去当工人了，找的是冒险、出大力和赚大钱的工种。他年年季季都是先进生产者，还入了党，可见又不光是图钱。久之，又嫌老干同一种活儿太乏味，受拘束，施展不了自己身上的“能水儿”，又不干了。1962年回乡，想当个个体捕鱼户。没想到鱼网还没织成，政策又变回去了。正是这时候——他当上生产队长的时候，傅贵才终于明白了，他多年来废寝忘食所追求的并不是个人发家致富。他原来是不甘于虚度一生，要把他的精力和本事都施展出来，现在终于找到地方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担当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