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我看当前文学
　　“转型期”创作琐谈
陈骏涛
文学需求的两个转移
我认为，当今的文坛是由这样四股相互依存、彼此交叉又竞相抗衡的潮流所组成的：“写实”潮流——一种基本上可以纳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文学潮流；“先锋”（或曰“探索”、“实验”）潮流——一种逸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外的文学潮流；“纪实”潮流——以“纪实”为主要标志和优势的包括报告文学、纪实小说、传记文学潮流；“通俗”潮流——泛指流行于民间的包括惊险、推理、言情、传奇、故事等文学潮流。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如果说在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是“写实”潮流走前的话，那么到了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６年则是“先锋”潮流走前，而到了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８年又是“纪实”潮流走前。
在考察当今文坛如上四股文学潮流的时候，不能不同时注意到读者接受需求的两个转移，如果我们承认读者是文学的最有权威的裁判者的话。这两个转移是：从文学性向新闻性的转移；从教化性向消费性的转移。
第一个转移是指读者对文学作品中的新闻性需求的强化和对文学性需求的弱化。这个原因很复杂，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所谓“封闭新闻的反效应”。这就是说新闻报道不足或不予报道愈益激发读者对这些新闻内幕窥视的兴趣。既然新闻本身无法满足读者的这种欲望，那么以揭示这些新闻内幕为主要优势的报告文学作品就部分地满足了读者的这种欲望，这就促进了报告文学和其他非虚构型纪实文学的勃兴。当然，纪实文学的勃兴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我们这个“转型”期社会所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激发起纪实文学作者强烈的创作欲望，并吸引着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注意。因此，纪实文学热不会是一种“短期行为”，而是会持续相当长时间的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
第二个转移是指读者对文学的消费性需求（娱乐、消遣、宣泄等）的强化和教化性需求（教育、宣传、认识等）的弱化。过去几十年我们过于强化文学的教化功能，甚至导致在文学作品中进行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引起了读者的逆反心理，现在的这种转移，也可以说是对以往的强化教化功能的反效应，而相对宽松、稳定、自由的政治气氛和文化气氛也促进了这种消费性需求的增长。有人认为读者对通俗文学需求的增长是民族文化素质降低的表现，这个估计显然是缺乏足够的根据的；实际上，读者的需求是广泛的和多方面的，对通俗文学的需求并不排斥对其他各种文学的需求，各种文学的同时并存提供给读者以多种选择的机会和可能。
我认为，当今纯文学中的“写实”文学和“先锋”文学之所以比起“纪实”文学和“通俗”文学来难以令人乐观，不完全是纯文学自身的原因，还有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以及上述读者接受需求两大转移等外在的原因。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必对纯文学的前景作过于悲观的估计。纯文学特别是其中的“精英文学”，本来就不是在任何时间和任何条件下都能获得广大读者和引起轰动效应的文学。长期以来，我们衡量文学优劣的价值尺度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下述观念所左右的：一个中心——以纯文学中的“写实”文学为中心；一种对应——寻求文学与现实的直接的对应，即它在何种程度上密切地反映了现实并给予有力的促进；一种轰动——文学在社会上、在公众中引起了什么样的以及多大的轰动效应。这样，就易于造成了对文学的多元格局的排斥；造成了对与现实有一定距离，或者并不寻求与现实迫切对应的文学的贬抑；造成了对在社会上和公众中暂时未引起轰动效应的文学的轻视。
　　　　文学创作的三种基本走向
如果我们能实事求是、冷静客观地来看待当今的文坛、特别是纯文学创作的话，那么我认为如下三类作家的基本创作走向是值得特别予以关注的。
第一，从５０年代走过来的或基本上是新时期成名的至今仍然是文坛骁将的一批中壮年作家，如王蒙、陆文夫、高晓声、冯骥才、李国文、林斤澜、刘心武、张洁、谌容等等，他们仍然密切关注着现实，他们所遵奉的基本上是为人生的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和“玩文学”之类的主张与他们的创作实践是格格不入的，不过他们对这类主张大都采取宽容的态度。他们没有抛却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铸造人的灵魂为宗旨的文学的使命意识，不过再也不愿在作品中对读者进行道德说教和政治灌输了。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谛听到时代的声音，一种或强或弱的时代精神的折光，但这种时代精神已经越来越成为内在的和深潜的，而不是外在的和浅露的了。从追寻文学与现实的直接的对应到探索文学与现实的能动的对应，使他们的作品无一例外地在艺术表现方法和整体风貌上同样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在１９８５年前后出现了一批诸如莫言、马原、残雪、刘索拉、徐星等年轻作家之后，近两三年又出现了诸如洪峰、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一批年轻作家。与老一辈作家相比，与上述以王蒙为代表的中壮年作家相比，在价值取向和艺术取向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区别，他们是当代中国“先锋”艺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