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一个老干部学习速成识字的经过
李占魁　讲李英才　记
我叫李占魁，七岁上死了娘，十一岁给地主当牛倌，稍大一点就扛零活；成天挨打受骂，从小就是个狼不吃狗不啃的孩子。一九三三年，我参加了红军；后来随着队伍北上抗日，在平型关战斗中我挂了花，转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当管理员。这时机关里头开展文化学习运动，我认为只要让同志们能吃的上穿的上，自己埋头苦干，联系群众，对党对人民忠实，就是个好管理员，用不着学文化。与其学文化，还不如让我背上粪筐，拾两泡粪，种上些北瓜，让同志们吃吃，而且瓜瓤子还可以喂猪，猪长肥了还有猪肉吃，改善伙食，这岂不比学文化强吗？所以就强调工作忙，没有学。
一九四九年，我到太原去参加接管工作，担任公安厅总务科长；待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厅长就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学文化。他说：“没有文化，现在吃不开，将来也吃不开。”我听了大不以为然。心里说：“怎么吃不开？我来的时候，总务科连个窗户纸都没有，现在仓库里堆得满满的，没文化不还是照样行。”当时认为：“没文化就算科长当不了，还不是可以当排长当战士？”可是厅长接着又说：
“将来没有高小文化程度，连个警察都当不了。”我一听就火了，心里说：“好，科长当不了，连个警察也当不了啦！”“没文化吃不开，不吃算了。”我觉得我在过去二十来年中拿着枪杆子，在前方和敌人拚死拚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没文化，反而吃不开了。心里闹起情绪，身体就一天比一天瘦下来了。回到北京，三番五次请求组织调我到朝鲜前线去。我自己盘算着：“没文化，照样能拿枪杆子和美国鬼子拚命。”但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的身体，没有批准。
在北京碰见不少过去的老战友，一见面人家都问我：“老李，文化学得怎么样了？”我说：“差不多了。”实际上究竟“差多少？”我自己心里明白：“差的很远。”有一天，到上级机关去谈工作，一进门就在传达室碰上难题了。人家让我填“来客登记表”，我一瞧，“外国人看戏，霎眼啦。”我衣袋里插着钢笔，可是三年没怎么灌过墨水，我写不了字。当时拿着笔，别的我脸红脖子粗，到底还是让别人替我写了。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厅长的话的正确，没文化确实是吃不开了。这么点小事办不了，以后要是做个领导干部，那困难就不用提了。我想起毛主席在延安说过的话：“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分子要知识化”，有不少知识分子都工农化了，我这个工农干部，为什么还不能知识化呢？过去需要我拿枪杆子和敌人拚死拚活，现在不需要我到前方，我参加了后方的工业建设，就应该拿笔杆子了，我要下决心学文化，不应该老一个劲儿“差不多”了。
正好这时候，北京市第二区干部速成识字法实验班开班了。组织上让我参加学习。我一听，三个月就能认识几千字，还能写信看报记日记，这可真是个好事，自己的包袱也可以卸下来了。可是心里又想，过去许多老同志，在文化学校学习好几年，写个什么还是稀松二五眼；小学生念五六年书，还不顶什么事，这才三个月，又是每天两小时学习，自己岁数大了，还能学会吗？我便到处打听，回答都是一致的：“就是快。”你说不信吧，人家都这么说。信吧，又恐怕真不保险，所以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看看究竟是什么法子，灵不灵？
我终于进了学堂门，开始学文化。这是我四十多年来的一件大喜事。学校召开动员大会的那一天，我高高兴兴地去了。临走时听见工友们在背地里议论：“李科长这么大的岁数，还学什么文化？”我一听，心里别着一股劲，出了门就到理发馆，把小胡子一剃，把脸刮得净光，就到会场去了。会场里可真热闹，清洁队和被服厂工人班的学员都参加了。老师们给我带上一朵大红花，我坐在那儿，听了两个报告：四十七岁的清洁队工人李生成，叙述了第一天突击了九十个生字、第二天突击了一百二十个字的经过。清洁队工人王铭尚说，他原是一个根本不信速成识字法的人，过去只认识四五百字，经过突击一下认识了一千六百多。这一下，我心里可就豁亮多了。比我岁数大的人都能学会，我自己又为什么不能学会呢？这时候我们机关的首长当场向我们保证：领导上绝对大力支持，保证大家能完成学习任务。我再也坐不住了，跑到台上讲了话。我说：“过去，我一直是个半文盲，认不得几个字。如今我要在三个月里提高到高小程度，这可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们的首长六十八岁了，还在积极为人民服务，我今年才四十一岁，要是把文化学好了，我起码还可以给人民做二十年的勤务员。我一定下决心学，把这次学习当做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
六月十八号，学校开学了。头一堂学注音符号。我一看，好家伙，这些字母像字又不像字。心想中国字还闹不清，弄些外国字干什么？老师在台上把三十七个字母念了一遍。我一听，有从鼻子里出来的音，也有从嗓子眼里出来的音，还有从翘起的舌头发出的音。我在山沟里呆了这么多年，连听也没有听过，不知怎么念法。后来老师说：“这三十七个字母学会了，什么字都能认识。”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