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壮丽的年代 [复制链接]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在五星红旗下

　　一个壮丽的年代
张沛
我的卧室兼工作室，正面对着二环路上的一座立交桥。我常常站在窗前，久久观望桥上高速行驶的车流。它们不停地奔驰着。它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印证着我们的祖国犹如车流，正在改革开放的富强之路上向前飞进。
眼前的动人情景，又常常容易把我带进往事的回首中。在全民族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那个壮丽年代——１９３８年前后（包括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３９年），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紧跟在红军老战士的后面，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的搏斗中，奉献出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后来，毛泽东同志把他们叫做“三八式”。在满目青山的夕阳余晖中，翘望着立交桥上奔驰的车流，我怀念这个壮丽的年代，怀念我们的青春年华，往事历历在目……
群情沸腾大武汉
１９３７年７月底，我从故乡镇江来到南京。日本侵略者正在轰炸南京明故宫机场，尧化门火车站一片混乱。我，一个１５岁的初中三年级的学生，爬上一列开往芜湖的煤车，开始了我一生的战斗历程。当我从六安，经大别山，长途跋涉，流亡到武汉时，已是１９３７年底了。
１９３８年的武汉，是一个群英毕至的武汉，是一个全民激昂奋起抗战的武汉，是一个救亡歌声嘹亮的武汉。从北平、天津、青岛，从上海、南京、江苏、安徽撤退到武汉的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文艺界、知识界、新闻界等大批人士，使大武汉成为一个沸腾的熔炉。我听了郭沫若、沈钧儒等知名人士关于全民抗战的演讲。大约在３月间，我参加了当时名震武汉的“青年救国团”，在汉口区作宣传工作。“青救团”领导人，多数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我参加了歌咏队，经常外出演出。到硚口的工厂区活动，在那里成立了几个“青救团”的小组，同工人们在一起搞救亡工作。“青救团”还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到武汉郊区农村的宣传活动，在途中，成群的敌机从我们头上飞过。５月，“青救团”参加了几万人的庆祝台儿庄大捷的火炬大游行。愤怒的火光照红了同仇敌忾的大武汉的夜空。７月，纪念抗战一周年，在中山公园内，各界青年组成了千人抗日救亡的大合唱，激昂的歌声，抒发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鼓舞了人民的爱国豪情。
１９３８年５月，“青救团”送我到武昌明月桥“东北救亡总会”和“中国青年救亡协会”联合办的青年训练班，第一次接受党的教育。这个训练班，是地下党领导的（当时我不知道），参加的４０多个男女救亡青年，分别住在两个大房间，睡地铺，过集体生活。教师都是一些进步人士。在训练班的一个月中，我永远不忘的是头一次见到周恩来。他向我们作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报告，主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的周恩来，刚刚进入不惑之年，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部长是国民党的陈诚），一身戎装，英姿勃发。他的报告，既提出了我们国家救亡图存之路，也向我们每个人点明了前进的方向。
１９３８年的武汉，是我国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书写着轰轰烈烈的爱国情怀，也使成千上万的青年，后来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三八式”。到了８月，敌人从长江两侧包抄进逼武汉的形势已经出现，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和我个人意愿，我告别了大武汉，奔向圣地延安。
浩浩荡荡延安路
１９３８年从西安到延安的４００公里的黄土大路上，出现了一幅壮观的历史图景。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群群青年人，以及一些从南洋各地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三五人一起，几十人一队，也有的一个人单独行进，男男女女，背着行李，步履艰难地步行向延安。他们中间有些人在家是“少爷”和“小姐”，从来没有步行过这样遥远路程，然而，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追求光明的理想信念，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由于每天都有一批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青年涌入延安，一个原来只有几千人的延安城，成了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的世界，但同时也出现一个问题：没有地方住。
“这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曾经是长征途中抢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之一的十队队长戴文贤向我们说。我望了望这个山沟，杂草丛生，黄土高坡，既没有一间房子，也没有一个窑洞。住在哪里呢？个子不高、身体瘦弱，当时也不过二十几岁的戴队长接着说：“到延安的人太多，我们只有用自己的双手，打窑洞自己住！”他的话简单明了，但对我们这些青年人来说，却是到延安后上的第一堂课。
开始打窑洞时，大家兴致很高，并不感觉这是苦差事，说说笑笑，争先恐后抡镐挖土，一天下来，手掌鼓起了泡。第二天，说笑声少了，抡镐的速度也慢了。第三天，有人手上的泡出血了，谈笑声没有了，吃力地拿着镐，咬紧牙关，但没有停止挖土。这些多数来自城市的“学生仔”，面临着一个艰难的考验。但１００多人，没有一个退却。手上出血的同志，就改做抬土。又过了几天，已慢慢适应了抡镐的强度，欢笑声又起来了。
十队自己打窑洞的消息，得到整个大队的支持，女生队三队和六队的同志们，派人来帮我们洗衣服、烧开水，洋溢着互助友爱的气氛。从南京来的夏明文，是一个活跃分子，他每天指挥我们唱抗大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这歌声，迄今仍在耳边缭绕。大约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到１０月初，陕北高原的夜晚，已经寒气袭人，我们的窑洞也打好了。但由于炕土潮湿，又没有洗澡的地方，半个月以后，我全身长满了疥疮。当时的延安药品极度缺乏，根本没有治疥疮的药。我听说过太阳的紫外线能治皮肤病，于是我以１６岁年轻生命的抵抗力，来同疥疮战斗。我在延河边找了个僻静的地方，脱下衣裤，光着身子，接受初冬太阳紫外线的“治疗”。果然有效，一个多星期后，疥疮逐渐消退了。现在回想起来，青春之火能产生多么巨大的力量呵！
打窑洞，这是延安的第一课，对我们后来经历长期艰难岁月，是上了一门“基础”课。
１０月下旬，我们真正上课了，迄今印象最深的是经过长征的向仲华同志（后来是《新中华报》的主编），给我们讲《中国革命运动史》，使我们了解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千百万仁人志士，为了我们民族的解放，如何前仆后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不久以后，在北门外广场，我第一次听到了毛泽东同志给抗大学员作形势报告，记得他主要讲的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持久性，鼓励抗大学员投身到这个空前伟大的斗争中去。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抗大四期全部毕业，前后１０００多学员，大部分都上了前方，抗击日本侵略者，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新生力量。
八千儿女过黄河
历史并不总是按照我们的希望前进。到了１９３９年上半年，投奔延安的青年减少了，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胡宗南的军队三面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层层封锁，关卡林立。而在黄河对岸，日本侵略者不停地炮轰边区吴堡县的宋家川。严峻的形势，又一次考验着我们这批“三八式”。党中央决定，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实行“敌进我退”的方针，组织大批青年学生跨过黄河，到晋察冀等敌后去。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激昂、嘹亮的歌声响彻在延河两岸。抗大总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师生８０００人，代号叫第五纵队，在罗瑞卿、成仿吾同志率领下，分成三个梯队，在炎热的７月，开始了这次值得记载在历史上的向敌人后方的进军。
这一支没有武装的队伍，绝大部分是“三八式”的年轻人。他们中间许多人有西安—延安道上４００公里徒步的经历，但那次除了脚上起泡和劳累以外，没有其它艰险，而这次是真正的进军。首先是黄河天险，过了黄河就是游击区，要同日本侵略者周旋，然后还要穿过敌人碉堡林立、日夜防守的同蒲铁路封锁线。对于“三八式”来说，是一次“长征”式的锻炼。这时，我到“鲁艺”不久，编在第二梯队，同大家一起高歌出发了。
７月的陕北高原，白天也骄阳灼人。每个人均背着二三十公斤的行李。在我的背包中，还有一双备用的自己打的草鞋。第一天往东走了４５公里，到甘谷驿休息。从延安到我们准备渡河的神木县的黑峪口，大约也有４００公里的路程。到了第三天，行军的速度慢了下来，特别是背的行李似乎越来越沉，于是大家纷纷开始“精简”，我首先把带来的几本文学书籍扔掉了。一路上，这支没有经过“长征”的“学生军”不断地“精简”背包，当半月后到达黑峪口时，有些人就剩下一条被子了。
在黑峪口渡口，我第一次见到了我们伟大母亲河的真正性格。惊涛滚滚，浊浪滔天，黄河在奔腾着，咆哮着，象征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力量。河上只有两条船，不停地来回运送这支８０００人的队伍。船夫们在波峰浪尖上勇敢沉着地划船前进，高昂而有些悲壮的号子声，在黄河上激荡。他们在黄河上同惊涛骇浪搏战了一生，如今他们豪迈地要把这８０００民族精英送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日本侵略者。可惜我们当时没有摄像机，这个壮观的历史场面没有能留下来。可以欣慰的是，后来光未然和冼星海同志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给我们留下了黄河和黄河儿女为民族解放呼号的千古绝唱。
当我们二梯队渡过黄河到达晋西北兴县的时候，已是８月中旬了。这时，在晋西北的八路军１２０师３５８旅和３５９旅，都已到同蒲路以东开辟抗日根据地，留在晋西北准备护送我们过封锁线的，只有３５８旅的一个连。在兴县休整了一个短暂时期，我们二梯队开始了穿过同蒲路封锁线的强行军。日本侵略军听说八路军从河西调来了“大部队”，在同蒲路沿线加强了戒备，增加了巡逻队。我们黄昏以前，吃一顿饭，然后就开始整夜的夜行军。８月下旬的吕梁山，夜晚冷风嗖嗖，加上秋雨绵绵，山高路滑，一片漆黑。每个人必须盯住前面的一个人，否则，就找不到前进的方向。我记得很清楚，走在我前面的是音乐家吕骥同志（那时，他还不到３０岁）。快到太原附近的娄烦镇，那一晚，走了５０公里路。这里已是敌占区，再过去不远，就是同蒲路的封锁线。极度的疲劳，袭击着每一个人，当队长发出休息的口令时，坐下来不到一分钟就睡着了。８０００人的三个梯队，终于在敌人严密的封锁下，在９月初，分批穿越过同蒲路，到达了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１９３９年８０００儿女过黄河的艰苦行军，为“三八式”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更为艰苦壮烈的战斗中，进行了一次实际训练。“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一大批“三八式”成为解放军和各项工作岗位建功立业的栋梁之材。
　　
当我回顾了１９３８年前后这个壮丽年代的一些往事，我又走到窗前，瞭望对面立交桥上滚滚不息的车流，仍在继续奔驰着，奔驰着。它似乎告诉我：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在当代巨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引下，快速地、稳定地发展着。改革开放的壮丽前景不可逆转。同时，它似乎又告诉我：在奔腾向前的历史长河中，昨天与今天，是紧密相连的，没有一代又一代包括“三八式”在内的共和国奠基人的伟大奉献，也就没有今日的走向繁荣昌盛的中国。
１９３８：这个壮丽的年代，已经记载在历史上，鼓舞今人与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