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的调查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

　　我在西藏的调查
阿根廷马坦萨大学教授戈麦斯·法里亚斯
不久前，我在西藏进行了仔细深入的调查，从其结果可以断定，西藏自治区合法归属中国政府至少可追溯到７２３年之前。
这项从严格的学术角度开展的研究工作采用的是严格的专业工作的观念与方法，因而不致引起任何疑问。调查中采用的两项基本方法是搜集经过证实的真实的历史文件，以再现西藏政府机构与中央政府一体化进程的历史，以及通过与各界人士谈话进行实地调查，这两方面的结果综合起来说明问题必然有牢固的基础。
首先搜集了官方记录的几个世纪以来的背景资料，其次是直接听取不同水平和层次的人士，包括政治、经济、学术、宗教、教育、农牧业、城市的各界人士的意见，从而获取真实客观的材料，得出了两个方面的见解。
一、北京和拉萨的关系。历代保存下来关于西藏的各种正式文件有１８０多万份，包括命令、法令、法律、指示、规章、通信等，都证实了历史上中央政府对西藏合法地行使管辖权。
例如，１２７１年元朝皇帝忽必烈实现国家统一，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可以断定，从这时起西藏在行政上就直接隶属于中国的中央政府管辖，以后从未间断过。中央政府以皇室的名义任命它在西藏行使政治的和宗教的权力的代表。也就在这个时期，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担任中国皇帝的政治事务顾问，他坚持巩固中国在西藏的存在。由于个人的原因，他一时不能赴藏完成忽必烈委任的政治使命，后来作为皇帝的私人代表带着朝廷的命令到了西藏。这点不仅无可非议的官方文件有明确的记载，而且马可波罗本人的记录和讲述也有此内容，并成为当代不少文学和电影作品的题材。
明成祖（１４０３—１４２５）考虑到西藏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及在每个教派中的主导地位，为西藏各地的宗教领袖赐予封号，目的是有利于中央政府的管理。藏王王位继承由皇帝决定，并在其就职之前派使臣带着任命书到达西藏。
１６５３年，清朝顺治皇帝向五世达赖喇嘛授予象征授权并盖有金印的证书：１７１３年康熙皇帝向五世班禅喇嘛授予同样性质的证书。１７２７年清朝政府在拉萨设高级专员，目的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检查西藏的行政管理事务。１７９３年清朝颁布了朝廷关于西藏的规章，共有２９条，详细规定了中央政府在西藏充分行使国家权力的措施，如清朝政府行使决定谁是西藏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的权力，规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经济收支由中央政府的高级专员控制。１９０８年，光绪皇帝在接见十三世达赖喇嘛时说，达赖喇嘛有责任向中央政府驻在拉萨的专员报告所有的事情，再由他们呈报朝廷获得批准或否决。从１７２７年到１９１１年，清朝政府相继委任了１１８名高级专员。
二、关于所谓“违反人权”的问题。调查中采用了适应新特点的方法，即突出现场调查。令人吃惊的是，随着调查的深入，了解到了特别严重的事件。不论在工作地点或是家里，与许多人士会见时，他们都提供了使人震惊的材料，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是不能想象的。而这些违反人权的事件不是发生在达赖喇嘛逃走之后，而恰恰是在他统治的那个时期。笔者在拉萨、日喀则和江孜三地会见了约２００名各界人士，他们以亲身经历诉说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统治时期违反人权的种种情况，令人毛骨悚然。
例如，一位７１岁的长者说，他和妻子及三个孩子都曾经是奴隶。有一次他因为被鞭打后肌肉疼痛未能很快完成主人的吩咐，就被投入黑暗的地牢，与牲口一起被关了８个月。他的妻子被高价卖到远方一个寺庙里服苦役，受尽凌辱和折磨。１１年后他们才重逢。
另一个４７岁的中年男子，１０岁就与父母一起在奴隶主的庄园里干活。有一次，与他同岁的奴隶主的女儿命令他将一顶花帽子戴在她头上，不巧被奴隶主看见。奴隶主认为这是小仆人对其女儿不怀好意，也不听女孩说明情况，便命令他去到一个地方，将他的右手塞进滚烫的油锅里。至今他的手还留有伤痕。
实地调查得来的材料说明，那时出身低下的人们承受的劳务和奴役极大地伤害了人的感情。农奴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是主子的财产，他们没有人权和人身自由，甚至主人可以将其买卖、转让、赠送、进行交换或抵债。
综上所述，关于西藏“主权”问题已没有任何疑问了：从公元１２７１年元朝起，西藏就加入了中国统一的版图，此后它的归属再没有受到任何不连续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任何国家的合法当局历来都承认这些文件的来源和合法性。
对于所谓“违反人权”的问题，调查认为，现场获得的真实材料充分肯定了这样的事实：１９５９年十四世达赖喇嘛逃离西藏以前的时期，确实是一个大多数人受到奴役的时期，其受奴役和压迫的极端表现，在人类历史上是不曾有过记忆的。
（管彦忠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