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延安——儿时的回忆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难忘延安
——儿时的回忆
阮崇武
我在童年时，对父亲的第一个比较深刻的记忆是１９３８年秋天，父亲从晋绥抗日前线回到冀中前线，根据党的指示，秘密途经北平，在家里作短暂停留。那时大姐已参加“民先队”，经常作抗日宣传。在她的率领下，孩子们专门为父亲演出了一个小活报剧。姐妹们扮演抗日民众，我扮伤兵。记得我坐在小藤椅里，头上裹了纱布，由姐姐们抬着，大家严肃认真地小声齐唱抗日救亡歌曲，父亲很是高兴。
１９４３年冬天，我正好１０岁，快过年了，后来担任过卫生部长的崔月犁同志，当时化名“老李”，来到我家。看样子，他和妈妈已经谈了很久。我们刚刚滑冰回来，只见他匆匆离去。吃晚饭的时候，一家人神情都很紧张，妈妈更是眉头紧锁，看上去心里很烦，我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大事情。帮我家做饭的老杨头，特地在饭桌旁流着泪劝妈妈：不要把孩子交给陌生人。我什么也弄不懂，只顾埋头吃饭。
天黑了，妈妈把我喊过去问：“想不想和三姐一起去找爸爸？”我点点头，于是妈妈带着我们两人，到了陈风桐伯伯家里。陈伯伯是留学日本的农林专家，为了抗日救国，抛下妻子儿女，走上战场。在一间昏暗的小破房子里见到得了严重肺病的陈伯母。大人们谈了很久，快到半夜了，妈妈才乘黄包车离去，只听她远远喊了一声：“一路当心……”就哽住了，不知她还想说什么，那车却慢慢地消失在黑洞洞的胡同里。
那时父亲在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担任秘书主任。当我和三姐抵达参议会驻地——阜平县夹背村时，他已带领一个干部队去延安了。三姐问我愿不愿再和她一起到延安去找爸爸，我又点点头。于是我们就背上背包继续上路了。
经过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抵达延安时已经是１９４４年５月初了，在兰家坪中央招待所的一孔窑洞里，我和三姐焦急地等待着幸福的重逢时刻，谁也不想开口说话。
因为父亲曾留学日本，家里有不少他在日本时的照片，穿着制服，留着分头；家里也有他在大学教书时的照片，穿着长袍，样子也很潇洒，我努力搜索着记忆。突然，门帘掀起处，进来一个矮老头，身穿一套脏得发亮的棉军装，满脸胡茬子，戴着一副深度眼镜，镜腿全没了，用两根棉线套在耳朵上。三姐迎上去喊爸爸，我愣住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走过来，摸着我的头笑呵呵地说：“长得这么高了。”
经过边区师范的短暂过渡，我被安排在延属分区干部子弟小学读书，就在宝塔山斜对面的山坡上。姐姐在桥儿沟延安中学读书，离我有十几里地，父亲在党校二部参加整风学习，在另一个方向，离我也有５公里之遥。平时我们很少见面。后来姐姐调到甘泉工作，离延安４５公里路，就更难见面了。
１９４５年夏天，我得了化脓性扁桃腺炎，发烧到４０摄氏度，正巧姐姐来延安，才把我送到医院去看病。
后来按照医生的劝告，我转到爸爸那里再休养一段时间。头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吃饭”；我没有资格在党校食堂吃小灶伙食。爸爸专门为我去领菜金和口粮。他跑了二十多里地，亲自背回一袋面粉。当他吃力地向山上爬来的时候，我站在窑洞前的山坡上向下看着、看着，眼泪从心里涌了出来。叔叔、阿姨们主动送来了小火炉、小铁锅，可以煮面条、烙饼。就这样，我在党校住了下来。
一个窑洞住四个人，都是团以上的干部。床边加了一条木板，我和父亲住在一起。白天大人们开会、学习，我就用土制卷烟机帮大家卷烟，搓吹火用的纸。因为缺火柴，我能熟练地用火石打火，为叔叔们点烟，当然也包括爸爸。
父亲本是一个书生，又是大地主家庭的独子，在这样艰苦的战争年代里，连自己的生活也不善于料理，更谈不上拉扯孩子。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尽心尽力地想把事情做好，并且对我从来没有发过火，没有斥责过，一次也没有。
有时，晚饭后父亲带我去爬山。我跑在前面，他就紧走几步；我掉在后面，他就回过头等一等。他总是爱抚地看着我，但从来也不谈什么，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沉默的散步。他心里可能在惦念着什么，我却是无忧无虑。
一天傍晚，突然在窑洞外有人激动地大叫：“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大家赶紧跑出来，只见四周山头上相继点起了火堆，好多人用喇叭高声喊话，大家都高兴得跳起来，大声和其他山头的人互相呼应着欢呼，也点起了一堆篝火，围着火兴奋地议论到深夜，最后集中到一个话题——“应当尽快赶回前方去！”
许多年过去了，延安狂欢夜的情景，却还是那么清晰，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