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琯德，不息的追求者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方琯德，不息的追求者
刘厚生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老导演兼演员方琯德同志逝世了，我不能无言。这不仅是由于我同他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同志情谊和深厚友谊，更因为他是对中国戏剧运动做出过贡献的人。
我们中国话剧运动在其近百年的崎岖历程中，充满了壮烈的斗争和深沉的苦难。其中出现过这样一类人：他们算不上广泛知名的大戏剧家，也没有多少煊赫的头衔、业绩，但他们确实在某一方面做出过相当重要的贡献，发挥过很有价值的作用。我以为这是一些不应忘却的人，应该用多种方式让他们留下痕迹，对其有所表彰，以慰先贤并激励后者。琯德就是这类人之一。
琯德于１９３８年夏考入重庆国立戏剧学校，其时他已是地下党员。我比他早一届，但他是我的引路人。国立剧校１９３５年成立于南京，师生中进步力量相当强，却很分散。琯德入校后立即展开工作，异常活跃。他那时年少志坚，神采焕发，我们很多同学很快被吸引在他周围，都感到在他身上显示着强烈的理想力量。短短几个月中他就发展了约１０个党员，建立了地下支部，这在抗战初期的戏剧单位中是极少见的。那时和后来所发展的党员中，大多数在建国后都成为戏剧界的专业骨干。支部建立后，带领学生到其他大中学校演出，上街演街头剧，宣传抗战，组织读书会，讲《大众哲学》，读《西行漫记》，推销党报、新华日报等等，学生运动蓬勃开展。有时支部还带领师生勇敢地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甚至在有宋美龄、蒋介石顾问端纳等人参加的晚会上，也敢于当场罢演——他们把剧校演剧师生关在一间小屋中七八个小时不问吃喝，等到深夜他们宴会完后才通知开戏。师生们感到这是极大的侮辱和歧视，地下支部立时决定停演，以义卖服装道具代替演出，募款支援抗战。当时把宋美龄、端纳等人气得无奈而去，此事在剧校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都是以琯德为首的支部紧密团结进步师生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一年琯德才１８岁。
１９３９年剧校迁到长江上游小城江安，社会活动较少，又出现反共高潮，客观形势严峻。琯德不久进入地下县委，领导剧校支部及时把工作重心转向教师。那时剧校名师汇聚，曹禺、张骏祥、杨村彬、吴祖光等老师都同学生们很接近。琯德把自己母亲也搬到江安，租了房子，他的家就成为一个活动中心，曹、张、吴等老师都曾在他家搭伙，接触密切，感情也更加接近。有时琯德还把从延安传来的文件材料给老师看。不能说这些娃娃学生对老师在政治上有多深的影响，但青年人的真诚热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对正义公平的社会理想的执著追求，感动了老师。我们那时明白，能让老师们想一想，为什么比较好的学生都是左倾的，就是我们工作的成绩。
不幸的是，１９４１年４月剧校（已改为剧专）支部被破坏，有人被捕，琯德等几个党员被迫逃亡。此后七年之中，他颠沛流离，辗转沟壑，改名换姓，又失掉了组织关系。但其间我几次同他相见，并得到陶行知先生关照，同意由我介绍他到育才学校戏剧组工作，我感到他在经常断炊挨饿的境遇中，仍然不忘自己的理想。不久，他终于被特务发现而被捕，经受了更为严酷的考验。１９４８年冬，他带着一身创伤，义无反顾地由上海偷越封锁线，奔向解放区，奔向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境。
建国后，他进入北京人艺，几十年如一日地做演员，做导演，为建设北京人艺、为实现理想踏踏实实地贡献自己的一切。可惜近十几年来，他为病魔纠缠，过早地离开了舞台。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从不写文章的他，在久病之中竟然拿起笔来，在他夫人孟健支持下，以非凡的毅力写出一本近４０万字的自传体小说《胭脂巷的子孙们》。这部书不仅写出了他青少年时期的曲折经历、欢乐和悲愤，也反映了当时戏剧活动的某些侧面。但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写小说这件事的本身。这件事说明，在生命垂危的岁月里，他还用这种方式表示他仍在追求理想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