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收中看乔家底村临时互助组的一些问题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从夏收中看乔家底村临时互助组的一些问题
陈泰志
编者按：目前在各种类型的互助合作组织中，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怎样加强对这一类型的互助组的领导，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对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的特点的研究和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现在把它发表在这里，供各地参考。
一、农民们历来就有互助习惯
陕西武功县二区南杨乡乔家底村是一个小村子，全村只三十六家，有土地五百零二亩。这个村子没有地主，也没有富农，三十六家人中，有二十四户是贫雇农，十二户是中农。村子里的农户绝大部分都组织起来了，根据夏收前的材料来看：全村有三个常年互助组，参加农户共十一户；有五个临时季节性互助组，参加农户共十六户。剩下的九户即所谓“单干户”了。
这个村子土地占有很分散，最多的一户只有三十多亩地，而这也是几兄弟合灶。全村绝大部分农户都只有一个或两个劳力、一头或半头牲口（有的甚至无牲口）。这样，在很多农事上，他们都有互相依靠，互相帮助的习惯。
远在解放以前，他们就有牲口合套、伙种、共同使用场地的习惯。这样的互助规模很小，多只限于两家。如乔新亮与乔志善就在一起互助了多年。乔新亮有十八亩地、两个全劳力，还有一匹好马；乔志善有一个小驴。以往种秋田和种夏田、曳麦碾场等大活，都在一起。下种时，他们套两套犁，能做到抢种。但他们这种互助不是经常的，据乔新亮讲：每月只有七、八天在一起，而且即使是在这七、八天中，也不是天天在一起，事事都在一起，而是只有在单个劳力或单个畜力不能胜任时，他们才合在一起。这类例子很多。
在生产上，许多农事活动不是单个劳力或单个畜力所能胜任，如种地，必需要一人扶犁，一人撒籽；如遇抢墒或牲口疲弱，更需要在畜力方面实行互助，其他曳麦、碾场、收秋、铡草等，都必需要两个劳力或两个畜力同时进行操作，这就促使他们组织起来互相依靠。
二、农民们各有所图的打算是互助合作中自愿互利的基础
这些情况的了解，对我们研究农业生产上的互助合作很有益处。例如互助合作的自愿互利的原则，就离不开农民参加互助合作时的打算。他们在寻找互助合作的对象时，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各有各的意图，通常的情况是缺啥找啥。而且往往当这各有所图的因素消失时，他们就立即分散、跳组，另找对象。乔生财、乔振海、乔生琪三家人组成一个临时互助组。三家人各有各的特点：乔生琪有一头好牲口，劳力软一点；乔振海有一个驴，但不能单套，必需与旁的牲口合套；乔生财没有牲口，但土地少劳力有余，而且庄稼活样样能行，为人又直爽。这三家人各有各的算盘：乔生财是图乔生琪、乔振海的畜力，乔振海是图与乔生琪合套牲口，乔生琪又图乔生财劳力。就这样在各有所图的情况下，把他们三家联在一起了。而且从去年夏收后一直维系到去年冬天。但当去冬乔生琪把牲口卖了时，这个临时互助组就分散了，因为各有所图的主要因素消失了。乔振海把他的牲口牵去与牲口强的乔致才互助去了。乔生财和乔生琪都各自另找了对象（在对象没找下前单干了一段时期）。
再如：乔振西、乔德才、乔明娃三家人组成的临时季节性互助组。三家人土地大致相等，只乔振西多三、二亩地。他们三家在解放前就在一起种地、收麦、收秋。乔振西有个大牲口，但老婆针线活做的不好；乔明娃没牲口，但他妈针线活做的好；乔德才有个小驴，但需要合套，而且劳动好，有多余的劳力。他们三家人都是各有所图的，乔明娃是图乔振西的牲口；乔振西是图乔明娃妈给娃做鞋、缝衣服等针线活；乔德才是图与乔振西牲口合套，而乔振西又图乔德才的劳力。这个组从解放前的合伙帮工一直维系到现在，其原因就是他们各有所图的因素长期存在而没发生变异或消失，他们相互间必需互相依靠，否则就无法生产和生活。这个组现在搞的很好，很巩固。村里的人说：那是铁打了的，保险垮不了。
很显然，农户间的各有所图的打算，就是自愿原则的基础。不然，他们自愿又是为了什么呢？而这种从历史上就结成的互相依靠的生产习惯，从头到尾都包含有自愿原则。我们在领导互助组的时候，要了解农民之间的这些情况和他们各家的意图，在照顾、尊重他们各人的意图的基础上逐渐引导他们更进一步的互助合作，使大家都能发展生产。
三、计工算账中的问题
他们是自愿组织起来的。但在互助合作生产过程中的盈亏如何计算呢？也就是说在互助生产过程中如何体现等价交换呢？
我初到村子里，问到他们是否计工算账时，他们都回答计的。人工：早上三分，上午三分，下午四分；畜力每晌五分，每天两晌共十分。而且他们还把工牌拿出来，表示他们确实是计了分的。
事实上，五个临时组中，只有乔松茂一组记过账，其余四组都是把工牌搁起来没有用，活做了，心里有底，但不记账。
为什么乔松茂一组计了账而其余四组不计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原因是乔松茂组组员间劳力、畜力、土地相差太悬殊，如不计工，土地少、劳力多的组员就会吃亏。而其余几组的盈亏问题，都是在“相差不大”的大概估计下掩饰过去了。
乔松茂组三家人，乔志杰、乔炳南两家都是土地多、畜力强。弱一点的就是乔松茂，但乔松茂有两个劳力，还有一头驴，在互助组做活中，他经常是给别人多做工，所以，他坚持必须计工，因为不计他就会吃亏。从去年忙后组织起来到现在，他一共收进了三万一千元工资。
村里另外四个临时组：乔德明、乔新亮、乔振西、耿志祥等四个组都没记账。他们认为大致差不多就算了。而且他们在选择对象时，已经考虑到了各家的长处，考虑到土地大致相等，用做活中自然的“平衡”代替了计工算账。以乔振西互助组而论，乔明娃用了乔振西的牲口，而乔振西又请明娃妈做了针线活，这在实质上就有着“工换工”的性质，而各有所图的打算也就是以自己多余的去换取别人多余的，弥补自己短缺的。只是这中间还缺乏“辅之以找补工资”，使等价关系更趋合理。
在这种不计算盈亏的局面下，使互助组在组合时就自然而然发生一种“门当户对”的现象。在选择对象时虽然是首先考虑能否解决自己困难，但紧接着就考虑到：“我与他互助会不会吃亏。”贫农乔生财告诉我：“搞互助组要人对品。”我问：“甚么人才算对品？”乔答：“穷富都差不多。不然，穷富在一搭，牲口账都难还；何况咱又不会算账，算了胡涂账也不知道。不如找个差不多的一搭闹好。”贫农耿志祥也这样说：“互助组要家底一样，不然闹不在一搭。”而他所说的闹不在一搭实际就是没计工算账或计工算账不合理的结果，这样他们就采取了平衡抵消的办法。采取这样办法的原因：在贫雇农方面，是嫌计工算账麻烦，的确，就以现在村子里运用的工牌来说，要叫以往只有互助习惯而没有计账习惯的农户来运用，他们是感到麻烦的，每天要评，要找付工牌，季节完了要结账，在他们看来是够麻烦的；在中农方面是不愿掏补工资，纵使掏补也压低工价。村里互助组工价在表面上是与市面一样，市面五千元，互助组里也是五千元，但市面五千元要管饭，互助组不管饭，实际工资只三千元，比市面低近一半，这是贫苦组员最不满的一点。耿琪常年组春天垮台的原因就在此。穷的和富的不愿搭在一起的原因也在此。
因此，在临时季节性组来说，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计工算账。肯定地说，必须计工算账，只有这样才能够表现出互助合作中等价互利，这是互助组本身所需要的。但在计工算账时，计工的方法和制度不宜繁琐，不宜不根据具体情况一律搬用，并且还要注重农民之间生活和实际上的多种多样的互助形式，注重那些为群众所习惯而简明易行的计算办法。
四、对所谓“夏垮台”的看法
不管是临时的或常年的，这个村子的互助组在今年夏收中都没垮台。夏收中，有这样几件活要做：割麦、曳麦、碾场、堆草、种秋。互助组在夏收中，仅割麦没在一起割。但这是不可能在一块割的。麦子熟了，在三天内就必须割完。如果单靠本地本村的劳力，即使互助，也不能完成这紧急任务。不然每到夏收就不会从外地流来大量麦客，流来后也不会有人雇请。夏收中，各互助组的组员都分别雇请了麦客，最多的有十六天，最少的也有两天。所以，以往单从夏收中割麦不在一起互助这一点就说互助组“垮台”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没考虑到活的大小，互助组本身是否能够做得完，尤其是临时组本身所带有的灵活性。过去笼统地称“夏垮台”是很含混的。
如果，在夏收中，互助组真的因收割先后（实际这并不是先后解决不了，而是劳力不足以应付割麦这项紧急农事）解决不了而各干各的，我们就把他们称为垮台，那我们对他们在一起曳麦、碾场、共同使用场地、种秋等又如何理解呢？今年，乔家底村好几个互助组都是如此。乔松茂临时季节性组割麦是各干各的，组员乔志杰曾雇了六个麦客日；组员乔炳南雇请了十六个麦客日。六月六日那天，白天他们三家人割麦还是各割各的，但在当天晚上下了雨，第二天早上趁墒抢种秋田时，他们又在一起互助了。再如耿志祥临时季节组，组长耿志祥雇请了六个麦客日割麦，组员耿心宽也雇了六个麦客日，组员耿鸿儒雇了五个。麦子都是自己割倒的。但在割倒后，耿志祥和耿心宽又在一起曳麦、碾场、种秋。从临时互助组本身的多种多样性来看，不能因为某一项农事没在一起就称为垮台。他们组织互助就是为了解决困难。如果互助组不能解决此项困难，那为什么要强求在一起割麦呢？如果强求在一起，那就会害多益少。
村子里这样的情况很普遍，除了上面举的乔松茂、耿志祥两组外，其余乔振西、乔新亮、乔德民三个临时组和耿琪、耿瑜、乔伟民三个常年定型组，麦子都是各自割倒的，但都是在伙用大车、合套牲畜的情况下，把麦从地里曳回，然后并把它碾出来，同时又把秋田种上的。铁的事实说明：他们并没有垮台，而且是在实事求是的互助合作中解决了劳作中的困难。
五、临时季节性互助组不能强求样样活都在一起干
从临时互助组本身的灵活性和农户在农事中的实际活动来看，单干与互助这个界线是很难划分的。前面所说的九户单干户，有八户是从前参加过互助组，目前因互助因素消失而暂时单干的。实际上在解放后从来没参加互助组的只乔福一户。他既没牲口，又没劳力。他在生产上困难重重。当乔家底村各家麦快碾完时，他连豌豆都还没碾出。他没办法只好找干部解决；干部准备在一般农户碾完后发动群众代碾。在这样紧张的夏收中，真正单枪匹马干到底的是很少的，乔家底村只有一两家。
由于临时组本身的灵活性和多种多样的变化，在夏收中有的临时季节性组员从互助组里分离出来单干，这类人大都是人强马壮、场地没和其他组员联在一起。如乔松茂组组员乔炳南，他有两头牲口，两个全劳力，有单独的场地，并且他的场地与乔松茂、乔志杰的离的远。这一切都说明他有条件可以独自碾场。所以在碾场期间，乔松茂组实际上只有两户互助。组长乔松茂并不认为这是“垮台”，反而认为这是“分工合作”。从临时组本身的灵活性来看，这样不强求“事事在一起”的作法，是可以的。
在夏收期间，原先的单干户也为适应农事的需要，特别在碾场中为了调剂场地，合套牲口，不少自动并在一起互助，但他们还没打出互助组的招牌也没选出组长。如乔生财、乔振海、乔德禄三家，因为场地联在一块，各家都只有单个劳力，就这样他们合在一起又成了一个临时互助组了。据乔生财讲：他们三家人有两头牲口，居住也靠近，他有意在忙后继续搞下去。村干部也认为他们三家能继续搞下去。
这样的情形还不少。如乔致才、乔登泰、乔生玉三家也在夏收中自动的互助起来了。乔致才和乔登泰原是单干。乔生玉原是乔新亮组的组员，乔新亮组组员乔志善卖去一头牲口时，他感到组里畜力弱了就退组找乔致才互助。乔致才有好牲口，但土地多，缺劳力，乔生玉找乔致才互助，乔致才也愿意，因为你既图我的畜力，我也就图你的劳力。至于乔登泰和乔致才、乔生玉互助，那是因为场地联在一块，三家人共同碾场，既方便效率又高，他当然愿意。
这里所举的两个临时凑合起来的互助组，在生产上都真正发挥了互助作用。因为他们虽各自有不同的打算，但都有一个共同要求——碾场。
在夏收中，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就是原来从组里分离出去单干的组员，又回到互助组里来了。乔新亮组组员乔志建，他们从去年忙后组织起来到去年冬，每个重大农事活动都在一起互助。但由于乔志建本人有部弹花机，冬天生意好，忙不过来，没有办法参加互助组劳动，就自动表示退组单干。夏收前，乔志建也没表示要回组。但在夏收中，他和原组组员乔志善、乔新亮场靠场，他们之间看到谁忙不过来，谁就给帮忙。乔志建一人碾场，劳力缺；乔志善就帮乔志建的忙，乔志善把驴卖了后牲口软，乔志建就把牲口交给乔志善使唤，就这样互相交换，他们又重编在一起了。
尽管临时互助组有这样层出不穷的千变万化，尽管他们有的跳组，重新搭组、分离出来单干，或者重新回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考虑如何把麦收回来和碾出来，而且要早碾出来，这就促使他们组织起来互助。这中间没有丝毫人为的强迫。
从实际的农事活动看来，临时季节性组并不是四大季节都在一起（当然也有这样的组，如乔德民组、乔振西组），有的只是某一农事季节互助，有的只在一个农事季节中只互助某几项或某一项农事活动，如夏收中的普遍割麦不互助而曳麦、碾场、种秋互助，或者只碾场互助，有的还从互助组中分离出来单干自己的事。他们不愿死捆在一起，而是随生产内容而变异。这就要求我们今后在组织临时互助组时，必须注意因生产季节不同，因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而发生的多种多样的变化，依据他们的这些变化加以组织引导，然后根据生产发展的情况逐渐使他们互助合作的内容增多起来，并在互助合作中体会到互助合作的好处，从而在思想意识方面，逐渐发生变化，引导他们从低级的互助合作形式发展到高级的互助合作形式，使互助合作运动正常地向前发展。
六、积极地维系夏收中出现的互助合作关系
乔家底村的村干部，准备在忙后对互助组进行一次整顿，设法把在夏收中已经出现的互助合作的关系维系下来，并在劳力、畜力、场面、农具方面加以适当的调整，这是必要的。但是，在进行调整时应该注重群众间的生产上的联系和旧有的互助习惯。同时应考虑到：不能指望夏收中把所有新生的互助关系都在夏收后继续维系下来。因为，夏收后农民有新的要求，如果夏收中结合的因素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必然会发生跳组或垮台的现象。积极地想办法去维系夏收中出现的互助关系，是应该的，不去做这工作是不应该的。但是，仍然不能性急，要认真而仔细地研究每家每户的要求，在适应他们的要求的基础上，去维系一批自愿维系的关系，不应该勉强、强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