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翰墨千载功——当代中国的古籍整理与出版之四 [复制链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半世翰墨千载功
——当代中国的古籍整理与出版之四
本报记者卢新宁周庆
历史地看，中国古籍整理与研究有两个高峰期，一是清代康乾盛世，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迄今。共同表现为领导阶层的重视、古籍整理成果迭出。若论成就，则当代中国最为辉煌。
近半个世纪来，整理研究古籍大约分为５个阶段。第一个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我国处于经济恢复时期，共出版古籍２９种；第二个时期（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共整理出版古籍３６５种；第三个时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６年），共整理出版古籍６８０种；第四个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正值文革十年，整理工作遭到干扰，总共只出版７３种。１９７７年之后，古籍整理出版进入了新阶段，出版数量逐年回升。总起来看，有一大批划时代之作涌现出来，如由郭沫若主编的１３卷本《甲骨文合集》，是清末发现殷墟甲骨以来第一部甲骨文汇编，也是建国以来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的最大成就之一。此外，还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整理成果和研究专著，如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钱仲联的《清诗纪事》，游国恩先生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等等。
目前，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特点是全面展开。比如，我国古籍中蕴藏着无数科学技术的史料，涉及各自然科学领域，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宝藏。但长期以来，利用不够。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八五”规划中，对科技古籍与史料给予了充分重视，整理出版天算、地学、技术、农学、医学、综合６部分共２８９种古籍。这对研究我国科技史与自然科学史有极重大意义。另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民族灿烂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少数民族古籍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今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也被列入日程之内。据悉，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还每年拨出３０万元，出版《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用于扶植１０种文史哲及科技古籍研究著作的出版，为古籍整理工作进入出研究成果的最高层次奠定基础。
当初康乾之时，为保证满清王朝的长治久安，最高统治者在首都聚集了一批著名学者整理古籍，纂修《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四库全书》等，康雍乾１００余年，“御制”、“钦定”之书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但细细数来经史子集也不过１４６部，与今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仅以当今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为例，即有中国古文献研究、断代诗文总汇、文史哲大家集、语言文字文献整理研究、资料汇编研究、古小说丛编等大项目。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七全一海”大型诗文总集的编纂工作。
“七全一海”是指以北大古文献研究所为基地编纂的《全宋诗》（约６０册），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的《全宋文》（约１８０册），苏州大学、河南大学编纂的《新编全唐五代诗》，中山大学中文系编纂的《全元戏曲》（１３卷），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编纂的《全元文》，复旦大学古籍所编纂的《全明诗》（约２００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复旦大学共同编纂的《全明文》（约３００册）及南开大学古籍所负责的《清文海》。古委会依据各校所长，择善立项；名家学者，全力以赴。经过数年努力，“七全一海”有的全部出齐，有的在陆续问世，并获海内外学者好评。由傅璇琮、孙钦善、倪其心等先生主编的《全宋诗》，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诗歌总集，汇集两宋３００年间的成篇诗作和残章单句，包括诗人９０００多家，全书约３０００余万字，规模相当于《全唐诗》的５倍，目前已出版１５册。《全宋文》自１９８６年正式上马，共查阅图书７０００余种，碑刻法帖３０００余种，辑录宋文１０余万篇，收宋文作者逾万。全书约１亿字，超过《四库全书》，目前全书已点校完成，已出版了３０册。海内外学者称其“嘉惠学林，功在千秋”。
“七全一海”大都是在几无依傍的情况下汇集一代诗文的尝试，可谓前傲古人，后泽万世，体现了当代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水平。
新编大型诗文总集是颇为繁难的整理研究工作，几乎包容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从普查资料、确定底本、校勘标点，到搜辑遗逸、甄辨伪讹、考定作者、发凡起例，每一环节都体现出学术水平，虽不可能毫无纰谬疏失，但仍可视为当代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惊天之举，它们将为唐宋以来历代文学、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丰硕可信的文献资料。
“３２５工程软件开发系统”是又一个重点工程。目前，我国排版系统国家标准的一、二级字库合起来只有６７００多字，对于古籍整理与出版而言远远不够。这一工程要将从甲骨文、金文、简牍文字、印玺……直至今日汉字的所有字形输入电脑，建立“全汉字字库”，预计开发出２０万字的古今汉字字形，这项研究成果一旦问世，必会将我国当代古籍整理研究与出版事业带入新的阶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