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写春秋　精品献人民——记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摄制组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丹心写春秋　精品献人民
——记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摄制组
本报记者李德润李战吉
编者按：这是一篇令人振奋的报道，很值得一读。
邓小平同志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作为文艺工作者，应当像《毛泽东》摄制组那样，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确实，长期以来，有许多人民的作家、艺术家以崇高的思想、道德、精神，以自己美好的心灵，呕心沥血，熔铸出许多生动感人、催人奋进的文艺作品，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发挥着作用。同时，许多作家、艺术家的“立身”也是人们行为的楷模。
在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号召宣传思想战线要紧紧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指针，“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我们热切希望文艺界涌现出更多的像《毛泽东》摄制组那样的文艺工作者，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为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四项“育人工程”，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不懈努力！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的日子里，１２集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横空出世，独领风骚，备受观众欢迎和赞誉，成为里程碑式的力作。它是一部流动的历史，展现了毛泽东的伟大性格魅力；它是一段定格的画面，印下了创作人员的追求和汗水。
人民群众是最有权威的批评家，他们的判断总是最有分量的。他们说：《毛泽东》摄制组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感谢你们
自从１２月１３日中央电视台开播《毛泽东》之后至今，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飞到电视台，飞到主创人员手中。这些普通观众“怀着崇敬的心情收看了《毛泽东》，激动的心情无法表述。”（河南李玉芳），“每到动情处总要流泪，难以抑制”（内蒙古刘守勤），“不知不觉间受到了强烈的心灵震撼。”（河北傅学磊），他们赞扬片子“拍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友好人士的心声”（湖北王建新），“在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毛泽东纪念碑”（甘肃廖剑峰），是“一部感人肺腑、催人奋进、教育后人的优秀巨作。”（河南王铎），他们纷纷要求重播，不约而同地对摄制组说：“人民热爱你们！”（北京曲振荣），“人民感谢你们！”（济南市部分电视观众）原毛泽东保健医生徐涛、护士长吴旭君写道：“我们感到又回到了毛主席身边。你们为人民为历史做出了贡献，立了大功，你们应该获得崇高的荣誉与奖赏！”
在播出前的审片汇报中，摄制组总顾问薄一波高兴地对主创人员说：“你们辛苦了，祝贺你们拍摄成功！”为拍片注入了心血的另一位总顾问逄先知和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的几位负责同志也都赞扬《毛泽东》为世人留下了一份真实而宝贵的资料。在播出后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称赞《毛泽东》是一部高扬主旋律的艺术精品。
一部作品的优劣，最终要由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评定。有什么能比广大群众的满意、认同更使艺术工作者感到欣慰的呢？总编导刘效礼在接到一位外地妇女打的电话来索购《毛泽东》录像带，要送给女儿作嫁礼时，他激动得语调哽咽了；总摄像师赵立信捧起老父亲在病房里看完《毛泽东》后的来信时，眼睛湿润了；执行总编导汪恒听说几位海外学子为寻找《毛泽东》录像带而四处奔走时，心灵震颤了……
然而摄制组的同志们并没有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他们说：“是全社会一起创作了《毛泽东》。”他们没有忘记在８个多月的奋战中，社会各界人士所给予的热诚帮助，没有忘记在３个月的采访中，大半个中国的地方同志所给予的无私支持。他们想起了为抢时间、争速度，江西省委接待处副处长张飞、警卫处副处长徐家贤、湖南省警卫处副处长刘仁义亲自率领警车为摄制组开路；想起了韶山纪念馆破例让他们拍摄《毛氏族谱》和一些珍贵的革命文物并且不收一分钱；想起了贵州习水酒厂热情帮助摄制组找渡船，找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渡口，忙前忙后，竟连“请宣传一下酒厂”的话头也没有提；想起了广空、兰空、北空部队派出优秀驾驶员协助航拍，不少单位无偿地提供舰艇和汽车……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要把一个伟大的毛泽东送上屏幕，要把一个真实的毛泽东献给观众。文艺是社会的事业，文艺工作者只有与社会的脉搏相契合，才会使创作引发社会的共鸣。是的，社会只钟情于把心灵敞向社会的人，观众只青睐于把目光投向观众的人。
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毛泽东》摄制组以精品意识进行新的探索
毛泽东属于整个社会。１９９３年，神州大地上，不少单位、不少人都在谋划为他的百年诞辰献上一个耀眼的花环，一场艺术创作的激烈竞赛方兴未艾。
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主任刘效礼大校慷慨请战：“这是百年一遇的殊荣。我们不拍，谁拍？现在不拍，何时再拍？”当这位屏坛宿将把创作《毛泽东》的令箭稳操在手的时候，那沉甸甸的分量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只凭感情不足以描绘出一位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世界性历史人物，一位有着鲜明个性和特殊魅力的人民领袖，仅靠几个人闭门造车无法创作出震动当代、启迪后人的艺术精品。
于是，中央电视台由军事部牵头，集中了台里的一些“尖子”人物；请来了研究毛泽东、掌握资料最丰富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联合了拍摄过毛泽东专题片的武警总部摄制组。一个摄制《毛泽东》的“统一战线”、一个“多兵种”联合作战的“集团军”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诞生了。
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６日，摄制组集中到香山开会。会上做出的最重要的决议也许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称道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了。《毛泽东》不是毛泽东的编年史、资料片，而是要采取纪实与政论相结合的方式，在现实与历史、人物与事件、情感与理性、知识与评价相联系的层面上，用典型性的侧面来塑造一个真实可信、血肉丰满的领袖形象，来反映中国革命历史中毛泽东的伟大一生。摄制组要在１２月２６日之前的８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以往一两年的工作量。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时间紧迫。台长杨伟光那掷地有声的话语为摩拳擦掌的摄制组上足了发条：“我们相当于是一支国家队，国家队就要拍出国家队的水平！”摄制组成立了临时党小组，提出了一个朴实而响亮的口号——“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拍摄《毛泽东》，学习毛泽东。”他们决心竭尽全力，探索创新，让毛泽东活在屏幕上，让《毛泽东》活在人们心中。
香山会议前，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已经筹备与别的单位合拍一部毛泽东的专题片，陈晋、吴晓梅、张民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１０集１０万字的脚本。进入《毛泽东》摄制组后，这三位撰稿人按照集体讨论定下的１２集横向排列结构的要求，重新组织素材，又夜以继日地赶出了１０万字的提纲，最后几经讨论，数易其稿，连续作战，写出了可供操作的拍摄大纲。
关于毛泽东的资料浩如烟海，从中筛取拍摄素材谈何容易！但是在档案、图书部门的密切配合下，三位撰稿人硬是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选精择要，提供了成百上千个采访线索。单是为了采访外国政界要人，他们就翻遍了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６年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现有全部记录，为采访组整理出了人物名单、谈话内容、当时情景等资料，设计了能够引发外宾兴趣的采访提纲。
他们呕心沥血的案头工作为纪录片出彩创造了可靠的基础。然而有谁知道他们为此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们的提纲是在够不上星级的招待所里写出来的呢？可是他们无怨无悔，因为人民需要主旋律精品，因为摄制组的其他同志也和他们一样，在为创造一部巨片而辛勤地工作，艰苦地探索。
人，只要有一种崇高信念，有一种追求，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毛泽东》摄制组以竭诚的态度百折不挠的精神挖掘出生活深层的宝藏
《毛泽东》运用的是过去时和现在时相融合的结构方式。它要以现在人的眼光来评说过去的历史，以现在人的口来讲述过去的故事。因此，大量而精粹的采访就成了全片成功的关键。
多少人为纪录片中这样一些情节而激动不已——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说，上大学时她也是紧巴巴的，家里每月只给２６元钱；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讲述为了让干部记住还有受苦人，毛泽东只请前来中南海开会的大区书记们每人吃一碗面条；毛泽东的理发员兼卫士周福明展示毛泽东那补了７３块补丁的毛巾被、补了５９块补丁的睡衣；毛泽东的警卫科长王宇清叙述毛泽东登上小山给父母上坟鞠躬；福建永定县牛牯扑村村民陈添裕在白军搜捕中把身患疟疾的毛泽东背到家里藏起来，为诱骗敌人，他倒穿草鞋，把敌人引向相反的方向……可是人们不会想到当初摄制组为寻找这些不会干涸的历史而投入了多少热情和努力！
１９９３年春节刚过，武警大校赵立信便在王宇清的带领下，扛着摄像机敲响了徐涛、吴旭君夫妇的家门。吴旭君只是冷冰冰地撂下一句话：“我们已经‘死’了１７年了，请别再来打搅我们！”赵立信真诚地笑了。他知道这些老同志只是在等待、在考验，他明白老同志的警觉和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近年来，一些作品把毛泽东请下“神坛”，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作品却把毛泽东俗化，哗众取宠，还有人恶意中伤，也有人把描写领袖、兜售“秘闻”当成了猎名谋利的手段。在鱼龙混杂的“毛泽东热”中，摄制组能够正确地表现毛泽东吗？
毛泽东不是神，却是一代伟人。我们的时代需要了解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的伟人性格要由熟悉他的人共同来塑造和评价，老同志出镜不仅会传达出时代的声音，也会记录下时代的历史。
摄制组耐心而焦灼地等待着，一些主创人员三番五次地打电话致意、登门拜访，表明一个艺术工作者的良知和对毛泽东的深情。他们的真诚激活了那些沉思的心灵。徐涛毅然放下了手头正在撰写的回忆录，吴旭君不顾身患心脏病……他们不仅当起了“演员”，还当上了顾问。摄像灯下，他们不管脸上被烤得爆了皮，一个又一个、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那些流逝的往事。大街小巷，他们不顾年老体弱，陪同编导和摄像以真情叩开了因病已多年谢客的李敏、李讷的家门……
就这样，摄制组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对时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从生活中挖掘出数百个采访对象，从采访对象中挖掘出许许多多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毛泽东当年生活的故事。
毛泽东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正确宣传毛泽东，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不仅中国人关注，全世界都在关注。于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一大批外国政界要人成了《毛泽东》中不可或缺的“明星”。他们的出台，使人们进一步感受到毛泽东与人类世界、与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有机联系。在这些“超级明星”杰出“表演”的感染下，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会为自己是毛泽东的骨肉同胞而热血沸腾。可是谁会相信摄制组并没有飞向海外，没花巨额美元，没住高级宾馆，而是在祖国大地上，只用了３天时间就采访到了这么多的风云人物呢？
１９９３年５月初，摄制组捕捉到一个意外的好消息——由世界上３０多位退职的国家领导人组成的国际行动理事会将于１２日在上海召开第１１届会议。一大批外国要人云集上海，这对急于采访国际人士而苦于无法周游列国的摄制组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一个１５人组成的采访组于会议前一天兴冲冲地赶往代表下榻的上海新锦江饭店。不料会议规定不接受任何与会无关的采访，虽经多方联系，均告爱莫能助。
会期只有３天，活动安排紧凑。时不我待，采访组弄到了一份会议日程表，掐分算秒，决定抓住空档，突击采访。大家从早到晚扛着摄像机、提着设备守在饭店大厅里，每天十七八个小时，时刻保持“一级战备”。
第一天上午，代表们到浦东开发区参观。尾随其后的采访组认出了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展览室里，摄制组的女翻译寻机凑上前去说明来意，没料到特鲁多一听说要谈毛泽东竟欣然应允。采访组抓空在楼道里采访了他，接着又乘机采访了英国前首相卡拉汉和尼泊尔前首相比斯塔。
第二天，采访组想方设法做通了会议的一位外国新闻官的工作，在他的帮助下，一天竟然采访到了十来位代表。晚上，代表们游览黄浦江去了。机警的采访组发现了在大厅里徜徉的匈牙利前总理福克·耶诺。机不可失，镜头立即对准了他。原来此翁竟是采访组所不掌握的第７位见过毛泽东的外国前领导人。福克·耶诺谈起了１９５７年他在莫斯科听到的毛泽东所说的那段话：不要全盘否定斯大林。斯大林的建议有对有错，不能唯命是从。他的好意见我们采纳了，错误的我们摒弃了。听了福克·耶诺的一番介绍，大家又高兴又后怕，如果稍一疏忽，这么精彩的一幕岂不是失之交臂了！
起初，摄制组内定采访到６位代表就是极大成功；而采访组紧追不舍、见缝插针，３天突击采访了１７位外国要人，创造了一项或许能够载入《吉尼斯世界大全》的纪录。
摄制组注视着生活，搜寻着信息。全组同志以超常的负荷慷慨地支出自己，以克己的精神吝啬地支出费用。为了节省时间、节省开支，不少同志很少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一些人自己掏钱胡乱买些东西充饥。摄制组先后采访了二十来位外国人，连同差旅费在内，一共才花费不到３万元。他们摄制１２集的片子共支出２００多万元人民币，而日本ＮＨＫ来华拍摄两集关于毛泽东的专题片，却投入了１００多万美元。
　　人生的价值在于创造，在于为社会留下一份财富，它需要创造者付出辛苦和牺牲。《毛泽东》摄制组以献身精神在创造作品的同时，也塑造了自己
艺术和历史的生命都在于真实。为了真实，摄制组追随着毛泽东的足迹和思想，实践着艺术和历史的长途跋涉。
观众们也许还清晰地记得这个令人热泪盈眶的镜头——１９７３年“十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已患肺心病，还曾休克过。开幕式结束时，他在掌声中站了十来分钟后就坐到了椅子上，他累得无法移步却又朗声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在周恩来的疏导下，代表们边鼓掌边向门口倒退着流去。
为了这短短的一分钟镜头，从软缠硬磨借胶片资料，把胶片转成磁带，到反复看带子，从一大堆散乱的资料中大海捞针，找到这段有同期声的感人画面，资料员阴建白和编导褚嘉骅花费了好几天时间，默默地付出了辛勤的幕后劳动。连吴旭君看了片子之后也禁不住叹道：“你们这些人真行！毛主席又活了！”
毛泽东从巍峨群山、崎岖小径开始，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光辉大道。摄制组的３个采访组的同志们，有谁没跋山涉水，把脚印写在如今已人迹罕至的羊肠小径上？
为了探寻毛泽东一生中大大小小沉浮起落的来龙去脉；展示他探索革命的《曲折之路》（《毛泽东》第３集），编导王益平率领他的小组穿行在湘赣闽黔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找到了当年毛泽东遭排斥在上杭县苏家坡居住的山洞，从而创下了一项全国纪录——省级以上电视台第一个走进这偏远的地方。
为了追求艺术的质朴感染力，音乐音响总设计包布和奔走在黄土高原，找到了陕北歌王贺玉堂，让《毛泽东》的片头回荡起歌王吼出的那一曲撼人心扉的“东方红……”；编导陈荻芳从毛泽东的上千幅照片中精选了二十几幅，拍摄了五六次，终于以一幅幅原本静止的照片使片尾流动起毛泽东的生命史。
成功的艺术同成功的历史一样，都需要创造者以牺牲精神作代价。
采访组赶赴外地采访期间，正值盛夏酷暑。车里闷热，外边灼热。屋里拍摄，摄影灯烘人；屋外拍摄，阳光烤人。同志们肩扛二十来斤重的摄像机，身穿装着四五块电池的摄影背心，拍一阵儿，圆领衫和短裤就可以拧出水来。采访组几乎每两三天就要转一个外景点，澡没空洗，头没法理，不少人腮瘪眼胖头发长，活像是刚放出来的“囚犯”。在强行军式的采访中，有谁没病过？中暑、发烧咬着牙干，病重的留在当地打点滴，其余的继续挺进。随组工作的顾问们深情地说：“这些人是真正合格的文艺工作者！”徐涛、吴旭君心疼了，每天晚上在采访组看录像带回放时，挨个儿给这些“拚命三郎”们看病、检查身体；回到北京，还买了药品送给他们、写信嘱咐他们要保护身体。
在后期制作的两个月中，编辑人员扎进工作室，粘在剪接台。编导华越为了选好片子的素材和结构，边编片子边学《毛选》，困了，倒在堆满带子的小床上闭闭眼，饿了，吃上几口方便面。所有的同志都像他一样忘我地日夜奋战，音乐编辑宋力累得竟晕倒在工作台前。大家忘记了节假日，顾不上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家在外地的制片顾建培长期盯在摄制组，过家门而不入，直到片子播完之后才匆匆赶回家去过新年……
然而他们所付出的还不只是体力和精力的牺牲，他们也真的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
７月初，一个采访组在黄洋界完成拍摄任务后，驱车下山向井冈山市驶去。市区在望时，刹车突然失灵。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汽车趔趔趄趄地向山下冲去，车上２０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汪恒和赵立信急忙安抚受惊的人们并暗自盘算；万不得已就刮山强行停车，可是……说来也怪，汽车一路无闸滑行，竟然没有遇上一辆车、一个人，滑到市里时，刹车忽然又灵了。同志们风趣地说，这是毛主席保佑大家大难不死，保佑片子拍摄成功。
在８个月的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摄制组献给社会、献给人民的，是太多太多了。他们献给社会７００盘２１０００分钟的素材带，１２集６００分钟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他们献给人民一个一生为人民，直到晚年还在与疾病和衰老作斗争，临终前几小时还在过问日本三木派竞选情况的真实伟人毛泽东。摄制组得到的，却是太少太少了。难怪很多观众、很多老同志大声疾呼：《毛泽东》摄制组也是冠军，也要给他们扬名，给他们重奖！可是摄制组的同志们却十分动情地说：“我们的收获太大了！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教会了我们怎么做人；通过拍片，我们在政治和艺术上更加成熟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毛泽东》已经成为历史。如今，这些成熟的艺术工作者们又在酝酿新的巨大策划，又要走向更加艰难的探索和创造。下一个，他们奉献给社会和人民的，将会是什么呢？
（附图片）《毛泽东》摄制组在陕北采访途中。
摄制组在毛泽东卧室采访毛泽东的理发员周福明（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