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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洪洞县官庄乡划乡前后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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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3-08-25
第2版()
专栏:

山西洪洞县官庄乡划乡前后
秦洪彦 王秀清 刘仪
克服了“五多”现象
山西洪洞官庄乡的村干部,过去常常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过多的“任务”、兼职、会议伤害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全乡三分之二的干部想趁划乡的机会“换班”,歇歇。北官庄党支部书记王正伦,身兼十二职,村里大小事情都找他,闹得他手忙脚乱,昏头昏脑。他曾对区干部说:“成天成夜开会,那有时间搞生产?这样下去,日子真没法过!”有些干部听说要开会,就干脆躲起来。每逢一件工作来了,你推,他推,谁也怕耽误自己的生产,不愿意管,更不要说主动地找工作做了。
今年五月五日,划乡工作开始了。生产划乡工作组来到这个乡以后,说明划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政简民勤”,解决农村中的“五多”问题;同时向村干部进行了前途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前途和为人民服务的光荣。村干部情绪稳定了,积极参加了划乡工作。生产主任李恒昌说:“人民既然拥护咱,咱就得紧紧掌握好政权,好好为人民办事。”北官庄行政村村长董文奎说:“只要能一人一职,工作便不发愁了。”
划乡以后,“五多”现象的确是初步克服了。王正伦除担任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外,只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别的兼职都去掉了。他能够很好地考虑社里的问题了。过去社员每天早上做活都找社长,浪费了时间,耽误了生产,而且秩序很混乱。最近,王正伦和社员们在一起很好地商议,把全社十八户分成两个耕作小组,制订了短时期的生产计划,并推行了定工、定时、定量的制度。社里的生产比过去好多了。
学会了领导方法
乡干部以前很少学习。划了乡,成立了乡政府以后,党支部书记、乡长、秘书抽空就和驻村的县、区干部一块学习时事、政策、农业技术。经过学习,他们懂得了通过典型推动工作的方法。官庄乡的土地大部是水地,每年种两季庄稼,割了麦子种玉茭。麦收前大家都抢着用水,麦收后水却闲着。这个乡的另一个问题是牲口少;因为每家都是十亩八亩地,独自喂牲口喂不起。为了解决畜力和用水的问题,北官庄有些农民早在一九四九年便试验“间种”玉茭——在麦收前把玉茭点种在麦垄里。间种的玉茭比麦收后种的早二十多天,秆硬,耐旱,抗风,每亩能多打一石多。这种办法过去只是北官庄有人采用,别的村子没有人注意。乡政府成立以后,乡干部感到这是多打粮食的好办法,便组织了南官庄、苗村、窑上等村的四十多个农民到北官庄参观。群众亲眼看到间种玉茭的好处,回去后就开始照着做。今年,这三个村共间种了玉茭二百八十亩。
“团结桥”
官庄乡有一条较大的水渠,名叫“潇河渠”,横贯全乡的四个自然村,可浇地一千二百多亩,是全乡群众的命脉。过去,四个村常因浇地闹纠纷,不能合理用水。南官庄在渠的上游,又是个大村子,他们下雨不浇、刮风不浇、黑夜不浇,要等最合适的时候浇,苗村农民都不能按时浇水。两村常常因为浇地打架,几乎闹下人命。直到划乡前,两村的农民还是和仇人一样。在划乡中,两村的农民谁也不愿和谁划为一乡。苗村群众说:南官庄人多势力大,划成一乡咱可惹不起!南官庄群众说:要是和苗村划为一乡,官司就打不完了。生产划乡工作组为了解决这个纠纷,便让群众在做活时,以互助组为单位讨论纠纷的根源。苗村群众在讨论中回忆起过去的一件事:有一年,苗村和南官庄打起架来了,“长胡子”(富农常吉吾,外号“长胡子”)说:“打,打死有我负责!打了再和他们到衙门打官司!”从讨论中,两村群众都认识了:过去的不团结是封建统治阶级挑拨的;现在天下农民是一家,应该好好团结搞生产,合理用水,对两村群众都有利。两村的群众就都愿意划为一乡了。从此,百余年来解决不了的纠纷得到了解决。
乡政府成立后,订出了合理的用水规约,避免了浪费人力和水的现象。过去苗村轮浇一次得七天,现在四天就行了。潇河渠上,过去只有几根木椽搭成的浮桥,交通不便利,水也不畅通。可是,因为是几个村的事情,所以谁也不管,划为一乡后,全乡的群众共同在这里修了一座石桥。这座桥把全乡人民的心紧紧团结在一起。因此,群众把这座桥叫成“团结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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