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好榜样——记大连造船厂厂长陈文松的事迹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企业家的好榜样
——记大连造船厂厂长陈文松的事迹
本报记者张书政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８日，年仅４９岁的著名造船专家、大连造船厂厂长陈文松，带着对祖国造船事业的无比眷恋，和朝夕相处的职工们永别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信念，正如他在一份“自我鉴定”中写的那样：“我担任万人大厂厂长，是党的信任，我只有勤恳地努力工作，才能对得起党的事业。”
　　　　（一）
１９８５年夏，陈文松由副总工程师升任主管经营的副厂长，不久又任常务副厂长。那时，企业因外商破产弃船而背了上亿元债务，国内民用船舶的订户稀少，计划内生产任务已基本取消，企业陷入经营的“低谷”。
陈文松曾在厂决策层会议上表示，“应该到国际市场去争高低！”不巧，国际上船东破产的浪潮吞噬掉世界上半数以上的船厂，大连造船厂开拓国际市场苦于无用武之地。可是，没过多久，出现一个怪现象：许多外国船东纷纷到大连造船厂登门询价订船，仅１９８６年，就达２３０人次之多。厂里有人沉不住气了，主张接船。
厂领导班子会议上，陈文松清醒地分析这些洋船东出的船价和造船的动态成本，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接！这个怪现象是一些投机商利用国际船运业不景气的时机，玩弄压价贩舟的把戏。我们大批接船无异于饮鸩止渴。”陈文松的意见被采纳了。厂里决定：暂时紧缩造船生产，扩大修船和非船生产，伺机接船。
经两年奋战，工厂修船产值直线上升，跃居全国同行业之首；多种经营打入石化、冶金、能源等大型设备领域，形成了锅炉、炼钢转炉、大型钢结构件等支柱产品。１９８５年——企业最困难的年份里，仍然赢利７８万元，１９８６年赢利１４００万元。
１９８８年，国际船舶市场出现转机，不少船厂如久旱逢雨，成批量地承接出口船。陈文松通过周密的市场调查，认为船价上涨的趋势仍在继续，而且设备和原材料的价格也在上升，大批量接船的时机仍不成熟。
不久，国际船舶市场的船价果然大幅度递升。陈文松向厂领导班子建议，“抓住时机，尽快接船，全力以赴扩大造船比重。”工厂很快签成７．５万吨和４．４万吨两型４艘出口船合同，出口成交额达１．１８亿美元。
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刚刚结束，国际船运业情况还不明朗，许多船厂在徘徊观望。这时，已经担任厂长的陈文松早就派人摸准了市场行情，认为国际船运业的繁荣局面即将开始。他带队在国内率先签定一艘６万吨原油轮合同，创国内市场船价最高纪录，为国内船舶业开了个好头，受到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的表扬。此后，陈厂长又抓住船舶市场价格进一步回升的大好时机，连续承接了７艘共３４万吨的造船合同，工厂１９９４年前的任务全部饱和。
陈文松和船厂其他厂领导在经营决策上的成功，给企业带来勃勃生机。
陈文松认为，占领住国际船舶市场，必须加速企业步入世界先进造船行列的进程。这位上海交通大学船电专业１９６５年毕业的高材生，有着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很高的管理水平。他掌握三门外语，注意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掌握了船舶设计、监造和大型船厂的财务、商贸谈判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逐渐成长为国内外知名的船电专家、船舶设计专家和管理现代化船厂的优秀企业家。
当今国际造船业朝高档化、大型化方向迅速发展。陈文松带领企业追踪现代造船技术，并为此建议和参与实施一些重要技术改造项目。过去只能生产３万吨级以下船舶的老区３号船台，通过改造船台和制作、安装１６００吨吊车，已能够建造８万吨级的大型船舶。新厂区完善１０万吨级船台生产能力和引进、安装５８０吨国内最大吊车，以及正在建设中的２０万吨级造船坞，都洒下了陈文松的心血汗水。
陈文松致力于缩短造船周期的艰苦探索。建造３．５万吨的３号船时，他坚持跟踪生产处的月度计划和车间的日程计划，及时协调解决生产中的问题，生产周期比同类型的２号船减少２１４天，码头系泊周期比２号船减少１０３天，交船期比合同期提前５个月零２１天，一批５艘全部提前交船，实现一年增产两条船的经营目标。
　　　　（二）
１９９０年夏，国家有关部门决定，从大连造船厂分出一家新企业——大连造船新厂。老船厂分家后，技术骨干和重要设备调走一批，厂房、厂地也分去许多，企业生产面临很大困难，老厂职工中出现了畏难情绪。
应该说，陈厂长肩上的压力比任何人都大。可是，他有坚强的党性，有全局观念，泰然自若。在全厂干部大会上，他动员说：“我们看问题，要从国家全局着想，党员干部要讲党性，顾大局。现在需要的，是创造条件，制订措施，把老厂建设得更好。同时，支援新厂大干快上。”
不久，老厂提出“厂外借地、厂内借天”的生产策略，还订出“老厂焕发青春分三步走”的建设蓝图。他们将６０％的舾装件转移到乡镇企业中生产，缺少厂房、厂地的问题解决了。新的涂装车间、新的电算中心和船舶研究所组建起来，缺少设备、技术力量和科研机构的问题也一一解决了。
分家后，陈文松特别注意发扬风格，搞好兄弟厂之间的关系。１９９１年７月，一条出口船上的柴油机机架出现裂缝，船用柴油机厂向造船厂求援抢修。陈文松当即责成有关领导挑选最好的电焊工支援，不提任何条件，派出人员的加班费和奖金都由造船厂负担。经过２０多天的奋战，造船厂的工人们不辱使命，出口船修复如初，维护了中国出口船舶产品的声誉。
大连造船厂素有党政团结的好传统。陈文松任厂长后，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他在１９９２年的一份厂长工作总结中写道：“党委、行政、工会领导间的团结是企业形势蒸蒸日上、越来越好的前提。我厂不但党、政一把手能团结一致，而且党、政、工每套班子都能团结一致。”陈文松主持厂长办公会上，每次都请党委、工会领导参加，共同商定工厂诸方面大事。
陈文松担任过多艘高规格船舶建造的总设计师、总监造师、交船队长和现场总指挥，好多舰船都获得国家金奖、银奖，他的一些论述现代化船台、船坞建设和船舶建造新科技的论文，曾引起船运界、学术界和国家高层领导的重视，而他却一次次把评高级职称的机会让给别人，就连“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还是在他弥留之际，工厂和市里领导背着他上报后，国家有关部门特批的。
陈文松的家里很简朴，没有高档家具和家用电器。除一台彩电外，照相机、录音机、录像机等都没有。
但是，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陈文松是造船厂有名的“三七式干部”，他和船厂许多干部一样，早７点上班，晚７点下班，有好几年甘愿每月拿７块钱奖金。
除了涉外工作场合，陈文松总是一身工作服，一顶安全帽，置于工人群众之中。他坚持船厂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当车间干部时，每年劳动逾百天；当机关干部时，每年劳动２５天以上；当厂级干部后，每年也干２０天。
北京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招待所的服务员都知道，陈厂长是最好安排的“重要客人”，不挑房间好坏，有个睡觉的铺位就行。有一次，陈文松去广州谈判，船东给他安排了白天鹅大酒家，可他就是不住，非要住廉价的小旅店，而且住进了“三人间”。厂经营处王安国处长眼含热泪地回忆说：“那次接了上亿元的合同单，可陈厂长连个单间都舍不得住！”
近年来，厂里为职工建造一大批住房，还为千余户职工提供了煤气罐。电装车间工人王学进说：“我有大男、大女两个孩子，住得挺紧巴，不知怎么被陈厂长知道了，给我调了一套‘大三居’。我最近才知道，陈厂长也是大男、大女两个孩子，还有两位老人，可他住的房子还不如俺这个普通工人。”
　　　　（三）
一场特大暴风雨袭击着辽东半岛。
１９９２年９月１日，晚８点多钟，陈文松向人事部有关领导汇报完工作，刚跨进家门厂里来电话，说香炉礁新区２０７库进水了。
陈厂长趟着涌进库房的深水，一边扛着砂袋堵水，一边指挥人、车抢运设备、原材料。这时，他感到阵阵胸痛、身颤，粒粒汗珠从额前、脸上滚落。
抢险完毕，天色黎明。陈厂长从２０７库驱车直奔厂区，察看十里海滨的每座船台、仓库和车间是否遭淹。风雨中，他和随行职工一起，喊号推车，把被海潮荡跑的“大岸吊”推到安全地带。太阳跃出大海，他又到办公室上班去了。
早在１９９２年４月初，陈文松感到左腹部隐隐作痛。去医院检查，发现腹部肝、胃间有个２×２．８厘米的肿块。医生建议开刀探查。当时，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罗裕民正患晚期癌症住院抢救，厂里“五一”前夕要下水一条船，交工一条船，陈厂长真是太忙啦！查病就拖延下来。
到了７月份，他感到时常眩晕，遂请厂医院的医生来办公室输液。他还坚持工作着。
７月１５日是厂休日。厂工艺科科长、工程师刘善德找陈厂长谈心，家里外头都找不着，最后到厂长办公室，推门一看，陈厂长正边输液边批阅文件呢。　９月１日至３日，他的病情实际上已经很重了，在繁忙的岗位上几乎连续工作两天两夜。这个铁汉子病倒了。
国家有关部门和省、市领导指示，尽一切可能抢救陈文松。可是，医院里，拿着陈厂长病情诊断报告的专家、教授们惊呆了：过去未能确诊的肿瘤，已发展到国内罕见的男性绒毛膜上皮细胞癌，并已扩散到胃、肝、肺等胸腹内器官。
病危之际，陈文松向党组织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情怀：“感谢这段时间党、政各级领导对我的关怀。如果抢救不成功，我没有任何埋怨。家里的事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个人没有任何要求。大家今后要好好干，领导班子要抱成一团，把船厂搞好。我在船厂还没干够，很想继续干……”
（附图片）
陈文松厂长在大连造船厂干部大会上讲解厂“八五规划”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