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毛泽东论鲁迅》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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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毛泽东论鲁迅》
汪大漠
１９３７年初夏的一天早晨，我们“陕北公学”第一期的几位从四川一起来延安的同学，正在为那天的校会准备忙乎着。
校会主持人自然是成仿吾，他向大会宣布报告的议题是《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
就在这时，台上一阵掌声紧接着台下一片掌声，把我从遐思中唤醒。只见从院子的外面慢慢走进来一个高大魁梧的人，他正是毛主席，我的心咚地跳到了嗓子眼上。毛主席面带微笑，频频向同学们招手。他没有像往常那样随便，他很少有地戴着红军的红星军帽来参加这个纪念会。他来到主席台上，把红军军帽脱下来摆在桌子上，然后用手向后梳了梳他那浓黑飘逸的长发开始讲演。
毛主席一开篇就从我们“陕北公学”谈起。毛主席说道：“同志们，今天我们‘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
毛主席的这一席开场白几乎成为了我们“陕北公学”的校训，我们每个人不正是这样的先锋队员吗？！场下一片掌声打断了毛主席的讲话，只见毛主席向下挥了一下手，两眼看着院外的什么地方，脸上浮泛着一个大哲学家安详沉思的专注，他好像在想着什么，思索着什么。显然这时他的脑海中奔腾着抗日救国的千军万马，他的胸中埋藏着救国救民的百万雄兵。我稍稍抬了一下头，又赶忙埋下头去。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
毛主席要我们学习鲁迅，这是显而易见的了。我正是从一个崇拜鲁迅的文学青年走进革命队伍里来充当一名拿起枪的实际战士的。听到毛主席的号召，我的心中顿时冲腾起革命的烈焰，耳中响起了笔和枪铿锵的交响声。毛主席开始从三个方面评论鲁迅。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
台下一片掌声，我猛地从投入中惊醒，钢笔没有戴好笔帽，掉到地上去了。我抬头鼓掌，赶忙又俯身去捡钢笔。当我再抬头去看毛主席时，只见他低颌咽了咽嗓子，脸上还是那种大哲学家式的沉静与安详，他终于开始总结他的演讲了。
“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我突然停笔为之一振，是的，鲁迅所代表的那种彻底革命的精神，毫无媚骨的精神现在被毛主席规定为‘鲁迅精神’了。我心中默默想着。但手中的笔不敢怠慢。“……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毛主席讲到此时的语气并没有特别强调，可是他的讲演到此却戛然而止。台下没有马上响起掌声，因为同学们完全被毛主席神采飞扬的讲演吸引住了，大家都以为毛主席还要再讲些什么，大学都希望毛主席再讲些什么。听毛主席讲演不但是一种学习，简直是一种享受。你会从中汲取到力量，受到鼓舞。毛主席的讲演是极富感染力的，毛主席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台下那样静谧无声，仿佛历史被一个伟人画上了句号。倒是毛主席自己先轻轻鼓起掌来，表示他演讲完毕，这时台下才如梦初醒，哗啦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掀动着学校这个不大的院子。这时的毛主席才微微露出些笑容，他潇洒地用他的左手指从方桌的桌角上挟起了那顶土布的灰军帽随手往头上一扣，便大步流星地朝院门外走去。尽管我是近视眼，可这历史性的讲演使我永生难忘。从那以后，我就深深地仰慕着毛主席的英名，跟毛主席在一起，你会感到一种力量在身上增长。你会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信心充满了你的全身。
因为战争情势紧急，不久，我就被分配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我被安排在一个小客店住下，那个小客店的名字因为特殊，现在还记得住，叫“鹤祥旅店”。因为无事，我便在这里将延安一些地方的采访札记汇编成文，并将此篇讲话整理出来，起了一个眉题《毛泽东论鲁迅》，送给《新华日报》。吴敏同志只留下了《延安札记》，退回了《毛泽东论鲁迅》。我不甘心，就将《毛泽东论鲁迅》记录稿誊清，另附一封短笺寄给了当年胡风在武汉创办的《七月》杂志社……
很快我被分配到新四军去，渐渐地这件事淡忘了，我始终不知道从我离开“鹤祥旅店”赶赴新四军报到后，有关这篇文章的下落。知道它早在１９３８年《七月》杂志第十期发表，已经是４０多年后的１９８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