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上海市郊区股份合作制采访札记 [复制链接]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股份合作制在农村

　　与浦东开发高亢的声浪相比，上海市郊区似乎比较沉静。但这沉静之下，正汩汩涌动着一股热潮——对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对这种改造，上海人简洁而深刻地称之为——
改制——上海市郊区股份合作制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蒋亚平
　　　　一
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上海市“改制”的试点甚早。１９８４年，上海市郊出现了农民自发兴办的两家股份合作制企业。
这两家企业以后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中的嘉定区黄渡乡新陆家禽公司，已经由最初的１．２万元股金，发展到拥有１１００多万元固定资产。
后来的７年，上海没能迈出大的步伐，至１９９１年，股份合作制企业才有８家。
转机是邓小平南巡谈话。１９９２年成为上海市有组织、大力度推进股份合作制，大胆“改制”的一年。到这年年底，全市郊区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发展到５９３家。
１９９３年势头更猛。到年底达１５００家。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上海市郊区已有１０％的乡镇企业“改制”。
　　　　二
上海市郊区“改制”的基本动因，与全国其他地区大致相同。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上海的乡镇企业在全国技术最强、产品最好、效益最佳，同苏、锡、常的乡镇企业并肩携手，组成了一度在国内市场所向披靡的“长江三角洲兵团”。
辉煌依在。但在以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珠江三角洲兵团”的强力冲击下，“长江兵团”感到了挤压和危机。集体化程度较高、规章制度较严的上海市，受到的冲击尤甚。
传统集体经济组织一些固有的弊病日益显见。上海人形象比喻为“足球”和“排球”。未“改制”前，企业如同“足球”，大家你踢我踢。“改制”的目的，就是要企业变成“排球”，大家你托我托。
股份合作制盛行，除了转换机制，当然还有更综合的动因。如生产规模扩大后对资金的渴求，跨入市场经济后要求共担风险等等。
上海曾因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传统集体经济组织力量强大，改革相对艰难，被人喻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大本营”。所以，上海市郊区目前正在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全方位、有组织的对传统集体经济的“改制”工作，意义更为深远。
这一试验同全国的其他类型试验一起，再次表明，在当代中国各类企业、包括各种经济组织制度创新中，跃动着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明晰产权，理顺产权。
这试验至少还在理论和观念上成功地打破了这样两个禁区：承认和尊重各经济主体包括个人财产权；可以按资分配。
　　　　三
相比较而言，上海市的农村经济有这样几个突出的条件：传统的集体经济力量强大；乡村干部素质高，管理经验丰富，对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控制很强；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力量强大，尤其是浦东开发和旧城区改造全面展开后，所导致的资源重新大规模配置，从根本上影响了上海郊区的发展方向。
这样一种背景，便决定了上海在“改制”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有特色的股份合作制办法。
比如，上海“改制”，涉及的增量多、存量少。也就是说，主要是吸纳新投资掺进以前的资产中，而不是大量地把已有的资产折股给企业和个人。
又如，上海“改制”涉及企业多，社区少。与以增量扩股相关，上海市郊股份制改造，绝大多数是以乡镇企业作为试点，对乡或村级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整体“改制”，目前虽有试点，但量很少。
这两点，既是自身独特条件所限，也反映了上海人在“改制”中的一种指导思想：看准了再干，稳妥一些。
这种稳妥也体现在“影子股”的设立上。“影子股”也是人们通常说的“干股”，即把存量资产的一部分名义上分到有关个人，这个人只能享受这部分存量“资产”的红利，并不真正拥有这份资产。这显然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
上海在实行股份合作制过程中的这种稳妥和过渡，显示出我国当代经济变革过程中经济组织创新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既不同于温州，也有异于广东，上海正扎扎实实走自己的路。
　　　　四
上海两年来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成果有目共睹。
主要的成效首先表现为企业产权清晰，集体财产得以保值增值。上海１９９２年办的５９３家股份合作制企业，通过年终分红，集体股增值率达１５％；其次，单一的投资结构也得以改变。嘉定区的５０个股份合作制企业，新筹３２７１万元股金，其中有２８９８．６万元用于项目开发和技术改造；第三，企业经营者的责任心和职工的主人意识也大为增强，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奉贤县曾对６家“改制”企业做过调查，其中４家企业主要产品的正品率提高了３—５个百分点。
　　　　五
“改制”，从根本上讲，是利益、资产和资源的重新调整、分割和配置，这一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冲突。
冲突主要集中在股权的设置和分配上。
上海“改制”有一个彻底之处，就是承认５０年代合作社入社社员所带资产的股权，这意味着在几十年的曲曲折折之后，现在终于“还股于民”。
但是在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集体经济组织同所属企业之间，乡镇集体企业同职工之间，包括干部与群众之间，产权的分割和重新配置就不那么容易。
譬如，在乡级集体经济组织中，村和农民对其中的资产是否拥有所有权？若能够拥有，又应该占多少比例？
每个乡镇企业在兴办起来后，通过自己贷款积累的财富，是否应该划为属于全体企业所有的法人股？若可以，这些法人股同社区内的农民和企业职工之间，又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这一系列问题，蕴含了我国当代社会经济变革所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从上海的情况看，有的得到局部解决，有的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同全国其他一些地区一样，这里也还留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尾巴。据初步统计，在上海市目前已经实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总股金中，集体股占５０．２％，职工股占２９．８％，社会法人股和个人股占１６．６％。这种股本构成在政治上当然是不犯规、无风险的。但是，５０．２％的集体股本身的产权是不是还需要进一步划清呢？
这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改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转变机制。十多年我国的改革实践表明，对旧的体制，改到什么程度，机制就转到什么程度。这二者的关系不会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