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也有急性子——记青年经济学者林毅夫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学者剪影

　　博士也有急性子
——记青年经济学者林毅夫
本报记者杨健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９日，就在林毅夫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筹建工作东奔西跑、着急上火的时候，一纸来自大洋彼岸的飞鸿送来了一阵抚慰的清风。在这封来信里，国际粮食与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本杰明·西诺尔祝贺林毅夫获得了该中心１９９３年度的政策论文奖。林毅夫，这位宁愿迈开双脚爬十层楼也不愿慢悠悠地等候电梯的急性子，又一次冲到了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前沿。
林毅夫性子急是出了名的，１９８２年去美国，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学经济，以３０岁的“高龄”和“同班同学中最弱的经济学基础”，他硬是用４年时间拿到了别人需要６、７年甚至１０来年才能拿到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博士文凭。１９８７年６月１９日，就在妻子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交完论文修改稿的第二天，林毅夫又迫不及待地携妻带子飞回了北京。回国６年来，林毅夫一口气在美国有影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１８篇论文，另有１６篇论文被收入英文论文集。
在旁人的眼里，林毅夫不只是在治学，更像是在战斗：与低下的效率和落后的观念抗争，向未决的问题和飞跑的时间挑战。“争当第一”始终是他不懈的追求。
在这次获奖的《中国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一文中，林毅夫第一次引入了监督和监督费用的概念，并通过实证量化研究，分析了始于１９７８年底的中国农业制度变革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在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间的种植业增长中，４６．９％是制度变革的结果，得益于化肥使用量的只占３２．２％，首次给出了我国农业改革的量化效果，反驳了西方经济界认为中国实行联产承包是农业经营的倒退的说法。
１９９３年６月，《比较经济学》杂志曾出专集讨论他的《集体化与中国１９５９—１９６１的农业危机》。在这里，又是林毅夫第一个提出了博奕论的观点，指出自然灾害、规模不当、管理不善并非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历史悲剧的根本原因。公社制既不允许农民退社，又不允许公社解散，农民和公社都不再有选择余地，生产失去了自我监督的条件，合作社向公社制的转化正是为此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林毅夫的这一研究结论为三年困难时期的农业危机找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当代发展经济学中最活跃的部分，在于对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分析与研究，而这些问题与一个国家制度与技术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林毅夫在这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对历史的厚爱让年少时的他熟读各地风物和历代资治之书，“五四”时期救国立国的辩论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总是将自己融入到几百上千年前的时空中去，设想自己在彼时彼刻该作出怎样的判断和抉择。这种训练使林毅夫在日后的经济学研究中受益匪浅。每次到外地考察，他对当地的历史发展、风土人情、经济状况都可谓心中有数，与陪同者娓娓道来，令土生土长的当地人都惊讶不已。
长期的积累和磨练铸就了林毅夫锋利的思想之剑。林毅夫的研究范围涉及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多年来各地重复建设和地区封锁积重难返，林毅夫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利率、汇率过低，只要能得到贷款和外汇的额度，生产某些商品所需的建厂投资就很低；二是这些产品的价格受到政策保护，利润极高。因此，各地政府明知国内市场饱和，仍然想方设法通过计委的审批，投资建厂，以将利润留在本地，并用行政手段封锁市场，不允许原材料外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发育市场，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造成的价格、利率和汇率等扭曲调整过来，让各地区企业在选择产品、产业和技术时有一个正确的价格信号。针对１９９３年粮食丰收而年底主产区的粮价继续上扬的反常现象，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请经济学家作出解释，林毅夫第一个交了卷，并建议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用调整粮食库存等手段来稳定粮食总供给量，以稳定市场，防止价格预期的波动。
在改革深化过程中，各种各样类似的问题随时都可能跳出来向我们的经济学家叫阵。急性子的林毅夫每天有１０多个小时的时间是在这种无声的拚抢厮杀中度过的。用他的话来讲，在一个拥有１１亿人口的大国里，如果所有急性子的人都变成了慢性子，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悲哀。在这种意义上说，林毅夫愿自己永远是疾风骤雨似的开路先锋，把掌声留给后来人。（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