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贵互助组的变化说明了什么——四川资中县李万贵互助组现状的调查报告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李万贵互助组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四川资中县李万贵互助组现状的调查报告
李万贵互助组是中共四川资中县委大力培养的一个小组。在今年春耕期间，这个组出现了新的情况：互助活动较去年大为减少，最繁忙的插秧工作，约有半数的组员各干各。这一情况在资中县的影响很大。有些干部认为李万贵互助组这样作是“退化”了，“降级”了；有些干部认为“互助组的‘旗帜’都停止了活动，今后的互助组不好领导了”。有的说“直接领导李万贵互助组的工作组不好”，主张撤换工作组等等。
李万贵互助组变化的情况究竟怎样呢？这些变化是不是合理的呢？这是应该仔细分析研究的。
（一）李万贵互助组的现状
今年春耕中李万贵互助组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去年收小春、点花生、种苞谷（玉米）、栽秧、薅秧、车水、种高粱等十多种活动，不论大小都统一排工，集体劳动；今年只有少数活动和少数组员的栽秧实行了互助，而且排工不及去年整齐一致。二、去年小组的活动很多，如订生产计划、挑战应战，银行储蓄、耕牛保险、带头买化学肥料、带头实行先进耕作技术、招待参观、接见访问、给首长写信、给报纸写稿子等等；今年只订了生产计划，做了新式秧田，实行了小秧密植。三、去年因为活动多，常开会，差不多每天都有会；今年十天中只一、两个晚上开了会。
总的说来是统一的、集中的活动减少了，各个组员分散的，单个的活动增多了，由此产生的主要特点是：一、劳动时间比过去增加了。去年的活路事事都由互助组作，组员们上工收工都有一定时间，今年有些生产活动则是分散作，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如李万贵栽秧时全家动员，老婆甩、舅子挑，七十岁的老母亲也来帮助。二、在生产和生活的安排上，比过去精打细算。组员的农具旧了，大都先不买新的，把旧的修理好再用，红薯生了芽，先吃红薯，把米留到以后吃。三、接受新事物更加谨慎。
从减少了互助活动的农活来分析，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有些活动是应当减少的，如点花生、点苞谷等零碎活路，利用饭前饭后的空隙，自己就可以做好，但去年都一律互助，结果得不偿失。二、有些活动看起来对生产有利，但组员尚不易接受。如去年施用硫酸錏，组员都没有把握，但上级一定要叫带头用五百斤，结果因缺乏技术指导，用的不得当，造成浪费，大家都吃了亏，因而今年类似的事情就做得谨慎了。三、有些活动是不应当减少的，减少的结果影响了春耕生产。如栽秧因为没有互助，全组的秧比去年迟栽七天，多花了三十多个工，质量也不如别的组。又如扯稗子、捉虫，别的互助组的农民都能及时行动，搞得彻底；李万贵互助组因为没有互助劳动，结果忙不过来，顾此失彼，特别是缺乏劳动力的一些组员，虫没有捉，稗子也没有扯干净。
这些情况反映了：去年不适当的“统一性”、“集中性”的活动太多，实际上妨碍了生产，人为地挫折了组员对生产的积极性，今年纠正了这些偏向，对生产是有利的。但因为也有一些应该互助而未互助的，以致产生了过于分散活动的现象，结果反映了分散经营的弱点，比如今年组员们劳动虽比去年勤快，效率却不如去年高。
（二）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李万贵互助组自成立迄今，如果从表面上看，产量是高于当地一般农民的水平的，但因为投资远远超过一般水平，因此，实际收入还不如一般农民。如去年大春作物收获量，全组平均每亩是五百七十斤黄谷（稻谷），当地一般单干农民是五百二十多斤。但去年大春作物比一般互助组多用三千五百斤豆饼、五百斤硫酸錏，结果得不偿失。如组员李万江七石七斗田，多下了二百三十斤豆饼，值二十五万元，秋后多打七斗黄谷，值十一万元，计赔本十四万元。全组目前单肥料一项即负债四百多万元，全部是去年欠下的。另一方面，李万贵互助组自成立以来，其他收入也一般地减少了。如未加入互助组前吴少全出去帮活（割甘蔗），光秋天就可赚一石多黄谷，林孝洲等农闲时编草帽或榨油，也能收入三、四石黄谷；加入互助组以后，因为集中性的活动多，有机会从事其他副业时没有空闲，空闲时又没有机会。组内虽也统一搞副业，但因为经营不好，没有原来灵活、方便，计算也差，得利很少。因为投资大、收入减少，而当地生活费用又比一般地区为高（该地是经济作物区），结果截至目前，李万贵已负债一百万元以上，其他组员大都各负债四十多万元。
由于上述原因及其他问题，组员们的互助积极性受到挫折，产生了“失败情绪”。去冬今春党政领导方面宣传了领导农业生产和合作互助的政策，组员们知道了“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不是政府的政策，因此有些顾虑解除了，潜伏在心里的意见就公开地暴露出来了，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现在的局面。
（三）当前的中心问题是什么
李万贵互助组是资中县第一个完全自愿地组织起来的互助组，但成立之初，组员们对互助组的认识是不够的。经过一年多来的实践后，组员们通过不少具体事实，多少已体验到组织起来的好处，因此，组员们是愿意互助的。对于今年有些不应当减少而却减少了的互助活动，组员们都十分惋惜。如在栽秧期间，又要收小春，又要栽秧，十分忙碌，当时有的组员要求互助挑粪，有的要求互助栽秧。但由于若干具体问题没有得到正确解决，所以没有互助起来。
这些具体问题是：一、评工记分不分技术好坏，影响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于是就产生了磨洋工的现象。李万贵的秧自己栽十七个工就够了，互助时却用了二十四个工。二、耕牛问题。全组原来只有七户，曾得到政府奖给的一条牛；以后扩大成为十六户，又集资买了一条牛，但牛价仍然由全组平均负担，这样原来的七户就不满意；同时两条牛在饲养和使用上也缺乏合理的制度，所以常闹意见。三、组内不团结。原来的七户和后来加入的九户不和，前者田多工少，后者工多田少，过去在水田耕作方面互助较多，因此原七户出的工资多，后九户进的工资多，原七户也不满。另外李万贵本身作风也有些毛病，组员看不惯。
产生这三个问题的原因：一是因为互助基础还不很巩固，发展太快（后来的九户是强迫加入的），老组员和新组员居住远近、土地条件等不同，互相间的要求很不容易一致。比如全组有十七个主要劳动力，因为劳动力的组织使用，评工记分都比较复杂，不容易搞好。二是许多问题未能适时解决，不能满足组员们提出的许多合理的要求。比如去年栽秧时评分不论技术、组织劳动力时只管主要劳动力，不管辅助劳动力等问题，组员们曾提出要求解决，但长期都未得到适当解决。
显然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加以解决，才能在不妨害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条件下，继续巩固合作互助。
（四）关于领导方面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当李万贵互助组减少了那些应当减少的活动时，有些干部表现得张惶失措，可是对于互助组内存在的那些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他们反倒熟视无睹，一直不予解决呢？
负责培养李万贵互助组的工作组组长范希焕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答道：“是因为干部在领导思想上急躁冒进，具体工作上放任自流。”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李万贵互助组是当地领导机关有意识培养的一个小组，许多事情都强调要带头，但又未顾及实际情况和组员的自愿，因此，所提出的要求，大都是脱离实际的。如去年的水稻增产计划，就不是根据组内的生产情况和组员的自愿，而仅仅是为了“向全西南挑战、向李顺达应战”而制订的。又如互助组由七户增加为十六户，并不是因为互助组本身生产的需要和组员的要求，而是为了完成去年水稻增产计划，要解决组内肥田不够的困难，就将另外一个互助组强迫合并起来的。还有许多活动，则是干部为了使互助组“尽善尽美”，而生硬地从外地、外组搬来的。在要求互助组接受这些活动时，干部采用了两种办法：一是扣帽子。如说“你不搞不是你一个组的问题，要影响全县、全省、甚至全西南”，组员都很害怕，只好接受。二是物质引诱。过去有很多活动，组员们虽然不愿意接受，但因为能得到很多物质优待，“有个想头”，也就尽量应付了。
去冬今春纠正急躁冒进倾向时，干部把急躁冒进单纯理解为追求高级形式，认为李万贵互助组并没有问题，因此没有整理。以后农村中展开了反对命令主义，干部对李万贵互助组的领导，停止了“包办”和“命令”的作法，“逼”得不紧了。在这个情况下，组员们对过去干部“干涉”过多的不满，才逐渐表露出来。组员陈清孟坚决退出了互助组，组内的争论也多起来了。工作组的干部面对着这种情况，不去追求根源，却认为组长和组员们太自私，“劲头”萎缩了，觉得没有办法使李万贵互助组恢复到过去那样“轰轰烈烈”了，因此表现心灰意懒，连互助组里也不经常去了。
具体领导李万贵互助组的虽是工作组，但主要的责任在于县委的领导。因为：第一、对于李万贵互助组的过高要求，是来自县委以上的领导方面。工作组的工作，过去一直受表扬，县领导干部对于他们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很少及时指出过。第二、工作组在工作中碰到的困难，今年曾迭次向县委请示，也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解决。工作组的干部因为觉着没有办法，最后甚至集体请求调动工作。
由此看来，前述的有些干部认为“李万贵互助组已经垮了”，“今后互助组不好领导了”等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具体地、深入地研究李万贵互助组的历史发展情况，从中接受有益的经验教训，以改进对李万贵互助组和当前的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
（转载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