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使文艺之树常青——学习毛泽东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论述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生活使文艺之树常青
——学习毛泽东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论述
陈涌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来解决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这个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他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作为解决文艺与生活关系问题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明确的充分的论述，但毛泽东把它运用到文艺和美学理论领域之中是十分透彻的一个。他认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这是坚定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里，过去还没有看到过像毛泽东这样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作出这样深刻的科学的论断和明确的表述；但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个伟大的辩证法家，他在肯定生活是第一性的，文艺是第二性的同时，又充分地阐明文艺可以而且应该比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也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同文艺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前几年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以及把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在文学艺术上的应用，都视为“直观反映论”，是没有根据的。看看毛泽东自己有关著作，就可以知道，他不但肯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这个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他也充分肯定文艺反过来对于生活的能动性，肯定作家创作的主体性。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及其在文艺问题上的应用认为是否定主体性的直观反映论的人，即使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有意歪曲，至少也是对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没有真正理解。
过去只要不是完全无视生活的作家艺术家，即使不是自觉的至少也是在实践上领会到文艺创作是不能没有生活的依据的。例如中国过去那些并不直接表现社会生活的山水画家，也大多数都知道“师造化”的重要性，不这样，即使在山水画方面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艺术上的造就。过去也有过一些只知道步趋古人，只知道仿古而不重视观察自然，不把自然看作是自己创作灵感的源泉的画家，他们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创作内容陷于贫乏，他们的作品不可能有真正的艺术生命。
我们自然不能满足于古代的文艺家对艺术和生活关系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理解。每一个相信历史唯物主义的人都承认，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主要是生产者的历史。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文艺反映人民的生活，这不是毛泽东自己凭空提出来的，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的文学是真实的，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便不能不把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历史发展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时代，更不能不是这样。
中国过去的文学，在诗歌方面，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痛苦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小说除了《水浒》等作品之外就很少。鲁迅就提出过这个看法。除了《诗经》和以后的民间诗歌以外，比如白居易，也写过不少表现民间疾苦的作品，但都无法避免以封建士大夫自上而下的眼光去俯视、同情、怜悯贫苦人民的痛苦，这样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品。而且，并不是只有直接去表现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才有“人民性”。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狭隘地理解。但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表现了农民形象的还是鲁迅，像祥林嫂、闰土，他们是真正的中国农民，而不是过去封建士大夫阶级眼中的农民。但鲁迅也主要表现了被压迫农民的苦痛，他在这方面是异常深刻真实的。鲁迅笔下的农民主要是受苦的阶级，他们还没有觉醒，他们还不是革命的阶级。毛泽东明确提出文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表现新的工农兵的生活，这应该看作是一个重大的文艺思想的革命。
在人民革命的时代，特别是人民大众已经掌握了政权，已经当家作主的时代，文艺如果要想不脱离生活，不脱离农民、工人和军队，它就需要以新的面貌出现。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所号召的“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不只是一个时期的需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只是“战时文艺政策”，或者只适用于过去的农村环境，这是党在文艺上的根本路线，这个根本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作依据的。自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文艺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是党在文艺上的根本路线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我们当然不应该忘记，我们文学艺术领域所说的反映，是审美的反映，是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在这个领域里，每走一步，都包含着作家艺术家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的想象和感情、情绪等等的表现。在这个领域里，最不能强制，最不能和意识形态的其它领域机械平均，而应该保证在革命的共同方向和共同思想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这是列宁在着重强调文学应该坚持党性原则的时候也没有忘记，而且十分清楚确切地加以肯定的。毛泽东在文学艺术创作问题上提出百花齐放，正包含着和列宁同样的思想。过去在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的普遍性时，而忽视了文艺的特殊性，是造成“左”的教条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这种“左”的教条主义思想对创作的正常发展带来很坏的影响。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的前提下，还需要继续清理这种“左”的教条主义思想。
从这个认识出发，使我们有可能正确解决反映人民的生活，首先反映工人、农民、革命军队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生活。在这个历史赋予文艺的要求和作家、艺术家“表现自我”的关系的问题上，前些年，认为文艺应该“表现自我”，甚至主要是“表现自我”的说法相当流行，呼声也相当高。其实任何精神产品都不能不带有生产者个人的烙印，也就是生产者的“自我”的表现。艺术生产更是这样。艺术产品总是比其它精神产品带有更鲜明的个人独特的感受、感情、情绪。艺术所以最不能重复，原因恐怕主要就在这里。即使是同一题材，甚至是同一具体对象的作品，即使是同一作者，也是很难完全重复的。不但作家的文学创作是这样，作曲家的音乐作品、画家的美术作品、戏剧家写的剧本也是这样，而且表演艺术家也是这样。一个堪称艺术家的演员，一个优秀的杰出的乐队的指挥，即使不断地扮演同一个角色，演奏同一个曲目，他每一次都会有新的变化和新的创造，这已经是多数观众都知道的事。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表现自我”，问题是什么样的“自我”。任何阶级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有他的“自我”，都不可避免地表现他的“自我”，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作家的“表现自我”，和人民的感情情绪自然是相通的，我们不是接触过不少这方面的好的抒情诗和抒情歌曲么？站在人民立场，思想感情已经和人民融为一体的诗人、作曲家，他抒个人之情，同时也就抒了人民大众之情。毛泽东的诗词，其实有不少都是“表现自我”的，或者同时表现了“自我”的，不是最好地说明这个问题么？我们不赞成，我们反对的只是那种脱离人民以至和人民对立的“表现自我”。这类“表现自我”过去有一个时候确是不少的。这种“表现自我”，不可能表现生活的本质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