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卖难”、“买难”剖析与对策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农产品“卖难”、“买难”剖析与对策
詹武李修义张留征史万里
近１０年来，农产品先后出现两次“卖难”的情况，一次是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一次是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又出现“买难”与“商品大战”。许多农产品“卖难”与“买难”相互转化，交替出现。
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由“卖难”转化为“买难”的主要原因：一是把暂时性、结构性、局部性的供求不平衡当成了绝对过剩，放弃了对农业的保护和优惠，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导致粮、棉、油生产４年徘徊。二是宏观调控不力。三是棉花、羊毛、蚕茧等工业原料，还由于“卖难”期盲目扩大了加工能力，导致后来原料的供不应求。四是有的产品还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
上列农产品从“买难”转化为新的“卖难”的主要原因：一是抓农业生产的同时没有相应加强流通、加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措施，与农业丰收的新形势不适应。二是解决“买难”时求成心切，有些措施着眼于眼前和局部的多，考虑长远和全局的少，以致成为新“卖难”的隐患。三是“买难”和“商品大战”期间，掺杂使假、混等情况严重，产品质量大大下降，为转化到新的“卖难”准备了条件。
从总量来看，往往“卖难”时农产品并不是多得太多，“买难”与“商品大战”时农产品也不是缺得太多。所以出现“卖难”或“买难”与“商品大战”还有其深层次原因：
（１）多种波动放大机制。生产过程中，存在农民和地方政府两种波动放大机制。农民分散地进行生产经营，难以获得准确及时的供求信息，一般是看当年什么利大下年就多生产什么，具有很大的趋同性和滞后性。全国两亿农户，多种一点或少种一点，加起来就是一个相当大的增量或减量，一哄而上，一哄而下，对某种农产品的陡升陡降形成一个大的冲击力。县乡政府也有相似的利益冲动，盲目号召农民多种什么，甚至分配任务，对农民的生产波动放大机制起着推波助澜作用。流通过程中，存在农民、经营企业和地方政府三种波动放大机制。农业丰收、农产品供应充裕时，农民感到价格下跌的压力，纷纷减少自留量，增加出售量；反之，农民又普遍看好行情，纷纷增大自留量、减少出售量。两亿农户同时向市场多卖或少卖什么，对市场波动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冲击力。国合经营部门在行情看跌时往往少收、拒收或压价收购甚至竞相抛售库存，从而使“卖难”与价格下跌更为加剧；反之，则抬价抢购，爆发“商品大战”。再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农产品“买难”时关闭市场，甚至强制农民出售，人为制造紧张空气，加剧农民惜售。
（２）产销区间利益关系不顺。产销区之间存在利益矛盾，没有通过国家宏观调节或相互协调解决。一是在财政、外贸、粮油等包干体制下，主要农产品中包含有产区的投资与财政补贴，如果无代价流到销区，就意味着产区的“肥水外流”，而销区可以得到额外收益。这就驱使一些产区实行封锁、加费，保护自己利益。二是国家优惠政策造成的地区差距和政策差异，如在外贸财务吃大锅饭体制下，下放外贸经营权给地方，造成了谁出口越多，谁从中央获取的外贸补贴就越多的局面。于是，同出口直接相关的“兔毛大战”、“苎麻大战”、“蚕茧大战”、“对虾大战”等愈演愈烈。１９８８年外贸推行财务包干体制后对各地的补贴基数一次包死，但由于各地区在外汇留成、差价补贴等方面的差别，各种“大战”依然存在。
（３）价格调节掌握不当。价格调节对农产品“卖难”的影响有多种，其中突出的是没有适当拉开品质差价、季节差价。南方主产区“卖粮难”，实质上就是卖早籼稻难，晚粳稻和其他优质米还往往供不应求。没有拉开品质差价，起着鼓励种早籼稻、限制优质稻的作用。农民在粮食收获后集中交售，加剧了“卖粮难”的程度。对农产品“买难”的影响，主要是毗邻地区间价格差异大没有衔接，引起“商品大战”。
农产品“买难”、“卖难”剧烈波动与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市场正常波动性质不同，危害严重。其明显不同是：一是量的区别。农产品市场正常的波动，通常是由于生产的季节性或其他暂时性、局部性的因素，引起供求上、价格上调整性的小波动；而农产品“买难”、“卖难”、“商品大战”，是供求上大起大落、价格上暴涨暴落、生产上陡升陡降的大波动，其波动幅度从几倍到十多倍。二是质的区别。农产品市场正常的波动，反映着供求规律与价值规律的要求，可以调节商品流通与生产，基本上是良性的。而“买难”、“卖难”和“商品大战”的大波动，既不反映真实供求关系，也不反映价值变化，是属于破坏性的。它使农民无所适从，造成对生产和资源的严重破坏；使加工企业不能获得稳定的原料保证；粮食和猪、禽、蛋等副食品在“买难”与“大战”期间，价格猛涨，冲击了居民与职工正常生活；它使工商企业亏损、挂帐急剧增加，既减少了税利上交，又增大了财政补贴支出；一些农副产品出口受到冲击，减少了外汇收入；造成产销区的封锁分割，破坏了统一市场，又影响各自优势的发挥；主产资金被农产品库存积压所占用，影响国民经济全面发展。
解决农产品“买难”、“卖难”、“商品大战”的对策是，实行供求平衡（或产销衔接），流通顺畅，利益协调，调节有力的方针，对农产品“买难”、“卖难”问题进行系统配套综合治理。
（一）供求平衡（或产销衔接）。（１）宏观层次上，要有一个主要农产品近中期的供求平衡的适度点，作为指导全国的战略依据。（２）微观层次上，使农民做到以销定产和先销后产。近年来实践中涌现出两种有效的实现先销后产的形式：一是农民同国合经营部门和其他经营企业签订预销（购）合同，二是农民参加贸工农、农工商一条龙、产供销一体化组织，农民同企业结成了经济利益共同体，不仅产品销路有保证，而且能获得各种服务，并能增值。（３）根据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调整结构，使产品结构、品质结构同消费需求衔接起来。这既需要有宏观的规划，又要落实到上述两种产销合同中。（４）把初级产品加工转化为适销的饲料、食品等，以此实现农产品形态上的产销结合。
（二）流通顺畅。针对流通领域导致“卖难”、“买难”的五个因素，即价格管理过死和独家经营、市场不发达、基础设施滞后、地区封锁、分割和三种波动放大机制，采取五个层次的配套治理措施：（１）改革流通体制，逐步地有计划地放开至少尚未放开的五六种农产品，实行多成份、多形式、多渠道流通，特别鼓励农民有组织地进入流通。（２）培育、完善以现货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发达的市场体系。（３）加快仓储、运输、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４）协调好产销区间利益，主要靠经济手段解决地区封锁、分割问题。（５）建立健全农产品储备和风险金等制度，以消除流通中三种波动放大机制的影响。
（三）利益协调。针对地区间利益关系不顺，采取４类相互配套的措施：（１）产销区间实行经济联合，组织联营。一种是几省毗邻地区共同兴办边界市场，形成边界贸易带，建设共同市场。另一种是销区同产地共组农产品联营公司。（２）毗邻省区进行政策、管理、价格协调并监督执行。（３）国家对产销区间利益进行调节。（４）组织推广产供销一体化、贸工农一条龙的跨部门、跨地区、跨所有制的紧密型经济联合。
对农民在流通过程中因“卖难”和“谷贱伤农”而利益受损害，采取３项配套措施：（１）实行保护价收购主要农产品，并对农用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２）组织更多农民参加产供销一体化、贸工农一条龙等经济利益共同体。（３）有条件地推行农业保险。
（四）调控有力。要建立起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机制。可采取一些主要配套措施：（１）国家和省级建立健全粮食、油料、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专项储备制度。结合必要的吞吐调节和经营，川流不息。实行对农民保护价收购。地方也可视财力可能对当地影响重大的主要农产品实行储备。（２）配合国内市场需要实行进出口调节。（３）组织产区、销区间互利互济。（４）国合商业要在多渠道竞争新形势下发挥主渠道作用，扩大经营量，从而增大市场吞吐调节能力，执行好国家专项储备委托的任务。
就其对缓解“卖难”、“买难”波动的作用来说，产销衔接是基础，流通顺畅是关键，利益协调是核心，调控有力是主导。四管齐下，系统配套，综合治理，“卖难”、“买难”问题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