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闻绝响：改写历史的考古新发现——近１０多年来重要出土文物解答历史之谜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

元谋人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吗？
中国猿人是从非洲过来的吗？
中华民族的摇篮仅仅是黄河吗？
蔡伦是最早造纸的中国人吗？
　　又闻绝响：改写历史的考古新发现
——近１０多年来重要出土文物解答历史之谜
本报记者周庆
历史风尘会掩埋一个文明，给后人留下永久的猜测。但偶然的机遇也会揭开历史之谜的面纱，给时人一个绝倒的惊叹。
新中国诞生以来，金缕玉衣、马王堆汉墓、曾侯乙编钟、秦始皇兵马俑……都曾是轰动世界的考古新发现。面对这些重新出世的文物，稍有想象力的人都会生出一个疑问：华夏大地上，还埋藏着多少辉煌的历史遗迹？
为了回答这个疑问，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紧紧追赶现代文明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们却在苦苦追寻着已经消逝的古老文明，追寻着这个文明诞生之前那粗犷苍凉的史前遗迹，愈是遥远，便愈是动心。
于是，他们发现了中国境内比元谋人更古老的人类化石与遗址，证明中国境内也是人类的起源地；发现华夏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辽河、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有着平行发展、相互交融的文化；发现夏文化遗址、世界最古老的人工栽培水稻；发现比蔡伦时代更早的麻纸以及有着七声音阶的远古乐器……这些闻之令人肠热的发现，极大地增强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认同感。
于是，那些昨日还为人们熟知的书本上的历史，今日便已有所不同。每一个珍视这部历史的人，都在企盼着新一次的惊喜。更何况考古所能透露出的信息是多方面的，这对那些把古老的文化完全视为包袱的人也是一个提醒：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时，先要明白我们的先人都留下了些什么，以避免“不识黄金，只认干草”的失误。
于是，记者踏进了位于北京沙滩国家文物局的红楼，出现在文物专家谢辰生、黄景略的书斋，记录了他们动人心魄的描述……
　　　　　　　　　　　　　　　　　　　　　　　　　　　
中国也是人类起源地
中外学者曾说：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中国猿人是从非洲过来的。
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６年，四川省巫山县大庙区龙骨坡发现直立人化石。专家们向新闻界透露：时间距今２０４至１８０万年，地质学上称为更新世早期。
巫山属现在的三峡地区，在更新世早期，那里是一片雨水充沛、气候温暖、森林茂密的盆地。巫山直立人即猿人，就生活在这里。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地壳的变动，沧海桑田，盆地渐成高岸。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３日，考古学家黄万坡在巫山高岸从化石标本中发现巫山人下颌骨和上面的两颗臼齿。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４日，民工龙文才又在这里挖出一块化石，经考察队杨兴隆等辨认，为人类门齿。尤为可贵的是，在同一文化层还发现了巨猿化石、哺乳类动物化石、骨器。直立人与巨猿本属近亲，拥有同一祖先——猿。这一发现说明当地曾是人与猿在进化中分手——“人猿相揖别”的地方。
历史教科书上说，中国境内最早的猿人是元谋人，时间距今１７０万年左右。现在巫山人成了中国境内、也是亚洲已发现的最早人类化石。中国的考古学家为人类了解自己的起源作出了新贡献。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发现。进入８０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其他发现，正在把人类在华夏大地上进化的缺环一个个添补、连结起来。
早在北京猿人发现时，就有学者提出中国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但是，由于６０年代以来考古工作在东部非洲的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地取得一系列突破，不断发现距今２００万年上下的早期人类化石。如编号１４７０号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就曾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称为最古老的人类化石。而我们这一方面的工作主动性不够，材料少，再加上周口店遗址的年代经测定也比原来推测的要晚，中外一些学者便提出：非洲是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中国猿人是从非洲过来的。
可是，与巫山猿人相比，非洲有关遗址在发现人类化石的文化层没有发现巨猿化石，这一点使巫山遗址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这一发现之前，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已在云南发现距今约１４００至４００万年的古猿化石多处。在广西、湖北都发现人类近亲巨猿化石。进入８０年代以来，在辽宁营口金牛山山洞出土距今３０万年的早期智人较完整的骨架，在安徽和县龙潭洞出土距今３０万年的完整猿人头盖骨，在湖北郧县出土距今２０万年的人类带面颅部分的两个头骨，在南京汤山溶洞发现１０万年前人类头骨化石，在广东封开县罗沙岩出土距今７万年的人牙化石４颗，在湖北江陵县鸡公山首次发掘出４万年前人类在平原活动的遗迹，在海南三亚市落笔洞发现距今１万年以上的中年女性牙齿化石５颗，以上都是距今２５０万年至１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的发现，地域相当辽阔。
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确认了南方旧石器文化。１９７３年在湖北大冶石龙头发现用砾石制作的粗大的砍砸器、大型尖刃器和手斧，长度一般在１０厘米以上。这是一种与周口店等地发现的北方旧石器不同的石器文化，当时人们无法对它作出解释。８０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相继在陕西汉中，湖北郧县、襄樊，湖南沅水、澧水流域，安徽巢湖、安庆、宣城，广西百色，广东马坝，四川资阳以及江西、江苏、贵州等地发现这类石器，其分布遍及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经对其中部分石器作年代测定，最早的距今７０万年，最晚的距今３万年，即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从此人们认识到中国境内还存在南方旧石器文化，它大大丰富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类型。
范文澜在１９６４年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上说，关于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虽然材料稀少，但可以肯定四五十万年以来，即有人居住并在各个地区创造着自己的文化。时间仅仅过去２０多年，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已发现近千处，成为世界上发现最多的地区，而且人类活动的时代，也已前移到２０４万年。
在６０、７０年代，裴文中先生也曾告诉他的学生：三峡、云贵地区地质年代早，应该有更早期的猿人发现。时间仅仅过去２０多年，他的科学预言已被考古实践所证明。
尽管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属于全人类的共同历史（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国家），人类的起源地还是一个未曾完全解开的谜，但有了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华夏大地是人类起源地之一的结论，已是无可辩驳的了。那种认为所有现代人都是非洲直立人的后裔，是非洲直立人在进化中扩散到世界各地，并取代了当地居民变为现代人的观点，在中国考古工作的实绩面前，已经显得非常苍白无力。不可想象，巫山人、蓝田人、北京人、大荔人、金牛山人……这些经世代延续、迁徙交融而在华夏大地上顽强地生活了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年的人群，会在虚无飘渺的几个非洲人到来后，统统消失掉。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华夏大地从远古时代起就是一块透露着人类曙光、必将孕育出伟大文明的土地。
中华民族的摇篮不仅是黄河
一些研究者曾说：中国最早的龙的形象出现在黄河流域，中国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也出现在黄河流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些赞美与歌颂，并没有错，但我国数以万计新石器时代遗迹告诉我们，中国境内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是多元的，在距今１万至４０００年这段时间里，华夏文明的星火已遍及如今所有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从此开始，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明史拉开了序幕。
以龙为例。龙是华夏民族崇拜的图腾，是掌管雨水之神，是祥瑞、高贵、威猛的化身，其形象至今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出版过一本书《神秘·龙的国度》指出，考古发现龙的最早形象，当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壶龙纹，距今６０００多年。
１９８７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从墓葬中清理出用白色蚌壳摆塑的龙，长１．７８米，高０．６７米。这条龙摆在墓主人尸骨的东侧，尸骨西侧还有一只用蚌壳摆塑的虎。这只龙出现在黄河流域，时代距今６０００多年。
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６年，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东山嘴村及牛梁河村，发掘出女神庙、积石冢群、石墙址等，玉器中有一只猪龙，被视为辽西神秘的文明古国的族徽图腾，时间距今５０００多年。
１９９３年，湖北黄梅县发掘出一条用卵石摆塑的巨龙，长４．４６米，宽２．２６米。这一发现在长江流域，距今约６０００年。
以上龙的实物形象，与后来腾云驾雾的龙相比，还明显带有其他兽的形态，如猪、鳄鱼等，但仔细辨析一下龙的形象的演化，我们不能不承认它们确是后代龙的原形。面对这些新的考古发现，那种认为龙的形象集中在仰韶——龙山文化分布密集、夏商周三族的活动中心，也是传说中黄帝、尧、舜的活动地域，认为龙就是黄河的化身，黄河就是龙，龙文化就是黄河文化，就是华夏文化的缩影的观点，就显得有些偏狭了。辽河、长江流域出土的有关龙的形象的文物，打破了传统有龙文化的范围，再次证明中华民族远古文化是多元的，辽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文化与黄河流域的文化是平行发展、交互影响融合的，它们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真正代表一个文明诞生的，最主要的还是文字。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应当是汉代以后的称谓。从荀子开始，不少人都说仓颉造字。有的史籍也采用《世本》（此书已亡佚）的说法，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这些看法在没有得到考古实物证实前，只能看作是传说。
从考古学的角度讲，最早与文字有关的实物是１９８３年在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一批甲骨，上面载有契刻符号。其中有的符号与安阳殷墟甲骨卜辞中的“目”字极为相似，但时间远到距今约７０００年。１９８１年在湖北省宜昌市杨家湾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又发现７４件有刻画符号，有人统计这些符号有７０个左右。有些符号是陶器未烧以前刻上去的，有些符号则是陶器烧成之后刻上去的。有的符号只出现一次，有的符号在不同的陶片上反复出现。这些符号不仅有横、竖、斜等直笔，而且有转折、弯勾笔画，有几个与甲骨文相类似。目前虽不能断定其为文字，但它们是有意刻画、并代表某种固定意义的，是用以记录某些语言中的概念的，它们已脱离了单纯描绘自然事物的图画阶段，具有抽象符号的意义，时间距今６０００年左右。
１９９３年在江苏省高邮市龙虬庄遗址采集到一片磨光泥质黑陶盆口沿残片，上边有４行８个刻画符号，笔画流利，时代距今５０００至４５００年。
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２年，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发掘出一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在灰坑Ｈ１２３５出土的一件陶片上刻有５竖行１１个符号。一些考古专家认为就是文字。这些符号虽然是陶器烧成后刻上去的，但在这个灰坑出土的１４００多件陶、石、骨、蚌器及残片中未见任何晚于龙山文化的遗物。刻字陶片所在灰坑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４２００至４１００年间，所以刻画也是当时所为。这１１个符号线条比较流畅，且很熟练，相互之间联系紧密，书写有一定章法，是在表达一定文句的意义，且有一定书体。有专家断定这些字出自一位刻技非常熟练者之手，绝非一般初学或偶然玩弄者所为，因此，可以视为目前所见最早的文字。当然，它们记载的内容尚没有破译。
这些甲骨、陶片上透露出的信息，表明黄河、长江流域都有早期文字流传，表明华夏大地上史前居民们在不同的地域寻觅着一个记录思维与语言的共同工具——文字。
考古学家都把城址的发现作为确定一个文明出现的又一标志。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们曾十分沮丧。本世纪３０年代，梁思永在山东章丘城子崖和安阳后岗发现两段龙山文化时代古墙，但不少人对此有怀疑，不敢肯定就是城址。５０年代郑州商城被发现，还有不少学者摇头不相信。
８０年代以来，从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被发现至今，全国已发现３０多处古城遗址。在山东泰沂山脉北侧、渤海南岸连续发现了边线王、城子崖、丁公、田旺４座龙山文化城址，填补了华夏东部地区龙山文化城址的空白。其中，城子崖、田旺不是现代人熟悉的那种城址，而是台城城址。因当时尚无夹板筑墙技术，城市先筑成夯土高台，再将外侧漫坡挖掉，形成陡立的城墙，城墙留有斜坡式门道。这类城址往往选择河崖、台地修筑，城外再开挖壕沟。城子崖城址面积２０万平方米，田旺城址面积１５万平方米，时代距今约４５００年。
１９９１年湖南省澧县城头山发掘出屈家岭文化城址，面积约７．６５万平方米，护城河、夯土城墙、城门都有，城墙最高达３米。时间距今约４７００年，是国内目前所掘时代最早的城址之一。
从黄河下游到长江以南、燕山以北，古城址不断发现，华夏民族的文明时代已霞光满天。
青铜器的出现，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又一标志。中国有着举世公认的辉煌的青铜器。８０年代以来，又有难以计数的青铜器出土，其特点有三。
一是时代更早了，出现了新石器晚期的小青铜器。
二是青铜器的出土范围大大突破了商人活动的中心地区。１９８６年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批青铜器，时代距今３０００多年，其中有铜树两株，形状与扶桑和若木相近；有三具特大的铜面像，其中一具纵目、阔嘴、大耳，带有明显的蜀人文化特色（“蜀人”这个称谓本来就有大眼的含义），有人认为它们像《华阳国志·蜀志》中蜀人先王蚕丛的形象，有人认为更像《山海经·大荒北经》中的烛龙大神。不论像谁，都与中原文化息息相通。
１９８９年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发掘震惊五大洲的大型商墓，出土青铜器４８０多件，被人誉为“青铜王国”，时间距今３０００多年。专家评论，其造型之奇特、纹饰之精美、铸工之精巧，为江南商墓之冠。这些青铜器保留有商代中期风格，不同之处是不少青铜器有南方特色，如虎形装饰与虎形鼎在中原少见，中原地区常见的酒器在这里却没发现，乐器完全是南方的，厨刀、弯镰、斧等也是南方的。由此可见这些青铜器是在当地铸造的，而且铸造工艺娴熟，不仅有浑铸成形的，而且有分铸成形的，有的有焊铸痕迹。在大铜上错红铜的青铜器则成为全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错金属实物。这些特点也反映了中国青铜器与外国青铜器的重大区别。
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２年，西藏拉萨曲贡遗址出土距今３７００年的一枚铜簇，含锡量１２．５％，含铜量８３．６％，是比较标准的青铜器，又经金相观察证实，为铸造青铜组合，冶炼所得。同时发现的形状相同的玉簇，证明它可能是当地所产。
三是湖北铜绿山、江西瑞昌、安徽铜陵、宁夏中卫、河南三门峡等地发现商周时代铜矿遗址、铸铜作坊，有力地回答了某些外国学者曾有的怀疑：中国从商代始突然有那么多的青铜器，其青铜文化是不是从西方传入的？出土实物证明中国境内的青铜器是中国先民们自己制造的。
在中国文明史的开端，在赣、川、藏等地新发现的青铜器，犹如一首首无言的史诗，向世人诉说着那里的先民如何在燃烧的烈火中，锻铸着自己的智慧、勇气与渴望，使之与江南的水、高原的风一样，具有永久的魅力，使之与中原文明一道，写下了华夏文明威严而深沉的一页。
从龙的形象到文字，从城堡到青铜器，这些文明的遗迹远远突破了黄河流域的地理范围，证明了华夏文明的起源也是多元的，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我们祖先留下的骄傲。
怀疑掩盖不住辉煌
学者们曾怀疑夏朝的存在，曾认为水稻栽培技术从印度、日本传来。
中华各民族的先人们，用文字、城堡、青铜器共同叩开了文明时代的大门，这个辉煌的瞬间，应该如何记录呢？历史学家们为此费尽了脑筋。
这里所说的瞬间只是一个比喻。史书总是把夏朝作为中国文明史的开端。夏朝被认为是存在于前２１至前１７世纪的一个王朝。夏人活动的地域主要在今豫西、晋南一带。本世纪２０年代，一些研究远古历史的学者对史书有关夏的记载提出怀疑，并怀疑夏的存在。因为关于夏的实物大家都没有见到。此后，由于考古工作的深入，《史记》有关商朝的记载——《殷本记》渐被新发现所证实，中国的学者以及大多数国外的学者，便从对夏的有关记载的怀疑变为相信。然而，夏文化在哪里？如何辨认它、证明它？仍是一个待解之谜。
如今，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已经把夏文化视为一个呼之欲出的文化，因为它在时间、地理位置、文化遗存上已被证实，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域不外于豫西的二里头、晋南的东下冯两地或其周围；夏时期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尤其是黄河流域的不同面貌的文化，均已被揭示出来。所缺只是文字的证明——如甲骨文记载殷商的存在那样。所以，记者在这里还只能介绍一个沉默的夏朝。
在河南省偃师县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者经几十年的发掘、研究，发现其文化可分４期，时间从公元前２０１０至公元前１６２５年，绵延３８５年。这段时间恰是史书所载夏的大概年代。遗址内有两座大型建筑基址，有大型墓葬，出土了数量巨大的陶器，为数不少的玉器、青铜器、漆器，其中包括礼器、乐器、武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饰物、货贝。在大型建筑基址周围，还发现了铸造青铜器和烧制陶器的作坊。建筑基址中一号基址规模较大，居于遗址中心，是用围墙围起来的封闭性建筑，已不再类似原始社会的建筑。这些实物使学术界公认：这里应是一座王都遗址。特别是１９８３年开始发掘的偃师尸乡沟商代早期城址被确认（尸乡沟的称谓只存在于当地老乡的口中，但与《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相符），这也改变了一些学者以二里头为商城的看法。
那么，这一文化遗址的早期文化应属夏文化，这一点已无多大分歧。
中国农业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这个历史究竟有多长？还得考古学来作回答。
稻作是我国原始农业中的主要栽培作物。曾有一种说法：中国的水稻栽培技术来源于印度或日本。１９７３年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大量栽培水稻的遗存，堆积层最厚处有１米。时间距今约７０００年，久矣哉！这曾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
８０年代末，湖南省澧县发现人工栽培水稻，时间距今８０００年。这些都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使人们产生一个看法：那里是水稻栽培的发源地。至于中原地区，因只有零星发现，时间距今最早者约６０００年，故被认为是水稻栽培的传播区，其主要作物应是粟类，即谷子等。
时间到了１９９３年，有关研究人员在整理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资料时，在遗址烧土碎块内发现３条隆起的稻壳印痕和稃的长条格状纹路，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和现代稻壳的形态学比较，认为属栽培水稻，时间距今８０００年。经对同一遗址内的动物、植物遗存分析，其环境与现在的长江流域相似。这一发现证明，中国境内的中原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着一样久远的水稻栽培史。
我国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如此久远，已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美国安德沃考古学研究基金会与中国学者联合进行的中国水稻栽培起源的研究项目，由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严文明主持，已在江西省东北部的万年县、乐平市开展起来，拟发掘３处洞穴遗址，并对已发掘的万年县仙人洞作采样分析。这些遗址年代大约距今１万至８０００年。
埋藏在地下的历史遗存，蕴含着涉及古代社会各个方面的极为丰富的信息，它们本已是历史的绝响，但一经考古工作者发掘面世，常常会改写已有的记载，同时也会改变人们许许多多的传统看法。例如对于中国古代纸的诞生、古代乐器音阶的构成等等。
史书载，东汉流行“蔡侯纸”。蔡侯者，东汉宦官蔡伦也。这位湖南郴州人，曾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在他主持下制造的各种宫廷器械，莫不精工。蔡伦造纸因此流芳千古，几成定论。
然而，考古发现不断对这一历史记载作出挑战。
１９８６年，甘肃省天水县放马滩西汉初期文景时期墓葬中出土纸质地图，地图置于棺内死者的胸部，纸由植物纤维制成，薄而软，表面光滑平整，上面用细黑线条绘制着山川、河流、道路等图形，出土时呈黄色，后褪变为浅灰间黄色。这张可用来绘写的纸的残片，与此前发现的“灞桥纸”及居延、扶风、敦煌烽燧发现的粗糙的纸不同，不仅年代更早，而且纸质细致，是现存世界古纸中最重要的标本。
１９９０年，甘肃省敦煌市与安西县之间的一个名叫吊吊水的地方，发掘出一处遗址，为汉代邮驿，旧名悬泉置。悬泉置遗址出土１．５万多枚简牍与２６５０余件其他遗物。其中帛书、绢之类不去提它，单只讲讲麻纸。这些造于西汉宣帝、元帝时的麻纤维纸数量可观，其中４件用墨写了文字。还有边缘清晰的整张麻纸出土。这一发现表明，木简、帛书、麻纸在当时的重要邮驿被同时使用，纸的制造数量已相当不少，竟被成批地送往边远地区。至此，西汉有纸无纸的悬案已有肯定的答案。
其实，我们完全不必为蔡伦难过。他总结了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开始用树皮、麻头、破布造纸，功不可没。我们更应该对蔡伦之前的造纸工匠们表示敬意，他们的发明被人类广泛地应用了２０００多年，为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历史上，一直认为中国先秦时期的乐器有五声音阶，所谓宫、商、角、徵、羽。但怀疑有七声音阶。７０年代随州曾侯乙编钟等乐器的发现，消除了中外学者的这一怀疑。８０年代以来的发现，更把中国乐器七声音阶的出现提前到７０００多年前。
河南省贾湖遗址出土１６支远古竖吹骨笛，其中最完整、无裂缝的一支用鹰骨制成，上有７孔，第一孔下还有一调音的小孔。１９８７年曾由吹奏者、仪表操作者、监测人员同时集体进行了测音工作，知其已具备音阶结构，可吹奏旋律，发音较准。这些骨笛的年代距今约７０００年。
１９８０年青海省民和阳山、１９８５年甘肃兰州永登乐山坪遗址，都出土５０００至４０００年前的陶鼓。
１９９３年，湖南长沙汉代楚王王后墓出土了３个筑。这种奇特的乐器，过去史书有载但无实物。
１９９３年底，湖南辰溪县修溪乡和火马冲镇出土两枚骨哨，时间距今６５０００年。
这些乐器如今都已进了博物馆，不可能再用来进行演奏，但它们却在无声地鸣奏着一支最古老、最动听的乐曲：华夏民族辉煌文明的交响曲。人们从中仿佛听到了呜咽的笛声、激越的鼓声、悠扬的钟声、苍凉的筑声，感觉到了东方远古先民及其子孙踏碎艰辛、走向明天的脚步声。
据统计，我国古遗址达９５０８６处，其中新石器时代至周代的最多。古墓葬达６６３６０处，包括清代。化石类１５７１处。每一类遗存，都可写出一部皇皇巨著。其中包含着多少动人的故事、蕴含着多少可贵的信息、可以解开多少历史之谜？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谢辰生、黄景略兴奋之余，又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与不安：“这些年来的重大考古新发现是振奋人心的，但其中不少却是劫后余生，是被盗掘后的遗址、古墓的残余，也有的是在基建工程中抢救下来的。可以肯定地说，被破坏的文物远远多于被抢救下来的文物。更令人痛心的是，有的文物虽然抢救下来了，但与之有关的考古学现象却已被完全破坏。”他们呼吁：全社会、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同志，都来重视文物保护。已出土的文物、遗址和地下的历史遗存，一旦被毁，其损失是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因为它们是不可再生的，是认识国情、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生动的教材，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１９９２年，中央确定了文物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所有文物工作者都应以“责任在身、当仁不让”的精神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方针，特别是文物部门的领导，一定要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这方面来。
让我们珍惜这份无与伦比的宝贵遗产吧，那将不仅是对中华民族、也是对全人类文化事业的莫大贡献。
（本版照片均由国家文物局提供）
（附图片）
南方类型旧石器，距今4万年左右。1993年湖北江陵县鸡公山发掘出土。
龙虎蚌塑，仰韶文化，距今约6000年。1987年河南濮阳县西水坡墓葬出土。
骨笛，长22．2厘米，距今约7000年。1987年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
夏代铜爵，高20．7厘米。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陶文，距今约4200年。1991至1992年在山东邹平县丁公村出土。
湖南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古城址。图为城墙东门发掘现场，城址距今约4700年。1991年开始发掘。
放马滩麻纸，西汉文景时期。1986年在甘肃天水县放马滩汉墓出土。
商代大型青铜人面，通高60厘米。1986年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出土。
商代青铜双面人像，高五十二厘米。一九八九年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