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到深处是产权——从广东看改革的新视点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来自东西南北中的报告③

改到深处是产权
——从广东看改革的新视点
本报记者艾丰蒋亚平梁兆明
先行一步的广东省，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有哪些新思考、新动作呢？
我们一行三人，在翠绿覆盖的南粤大地，重点走访了广州、深圳、南海、顺德、肇庆等地，接触到了省、市、县、镇、村各级的领导干部和群众，感受到党的这个《决定》得到了人们由衷的拥护，大家有类似当初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前年听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时的感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会见记者时，对“省委、省政府有什么改革的新思路”的提问，回答非常简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我们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
那么，目前这里人们改革的视线聚拢在哪里呢？
新的视点是产权：改革是一步深化一步的探索进程，人们终于发现，深层问题就在这里
产权制度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财产关系。就这种意义上说，“产权”本是个“古老”的词汇。但对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的我国大多数人来说，它又是陌生的“新词儿”。
广东人也不例外，他们发现产权在改革中的位置，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广东省体改委副主任黄挺做了这样描述：
70年代，广东的改革以开放启动，人们朦胧地感到传统的单一国有制的局限性，于是出现了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的“嫁接式”，后来又出现了国家、集体互相参股的“一企多制”。人们说，“广东人是光生孩子，不起名”。那时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产权问题。
80年代实行承包，最头疼的是“负赢不负亏”。于是又在“一企多制”的基础上，研讨“混合经济”和“股份制”。他们已经“悄悄地”走到了产权制度改革的大门口。
进入90年代，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谈话，犹如强劲的东风吹散了疑云，体改界、理论界明确地提出理顺产权关系、改革产权制度的问题。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地提出了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孩子”有了名儿，真可谓是“名正言顺”了。
正是在这个历史发展中，广东的同志对产权有了深刻的把握。不久前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谢非同志作了这样的清晰表述：
“过去，企业政企不分、资产流失、经营不善、短期行为等问题，总是没有解决好，总是说有深层次问题。现在可以明确了，这个深层次问题，就是产权问题。”
要素组合用产权：产权问题是发展生产力提出来的要求，在产权清晰基础上才能形成有活力的要素组合
1月8日，在南海市，我们参加了当地一个股份合作制实体——罗寨股份集团公司的成立大会。宽敞的会议室里坐着几百名股东代表。他们最后审查公司章程，选举公司董事会。整整五个多小时，人们是那样的严肃、认真，又是那样的欢慰、平静。
我们看到，那章程，六章、二十条、四十多款，开宗明义写道：“为了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完善双层经营管理体制和集体经济分配制度，为了统一规划、开发和经营土地，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使我管理区向工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经济多元化、农业企业化方向迈进，决定成立南海市罗寨股份集团公司并制定本章程。”
其他地方，农民也在敲锣鼓、舞狮子，推出类似的股份合作社。目前全省已有三万多个这样的实体。省委、省政府已经决定在全省积极而慎重地推行股份合作制。一些地方正在加紧总结试点经验。恰巧在南海市和深圳市我们旁听了两个股份合作制的研讨会。南海市、横岗镇和万丰村等单位介绍了他们几年来的实践经验，而来自北京的高层专家们则从虚实两个角度，对这些股份合作制的“先行者”的若干具体办法，提出如何进一步完善的意见，阐述农村股份合作制兴起的伟大而深刻的意义。
这是我国农村又一场历史性变革，可以和80年代初席卷中国大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成为农村第二轮改革的突破口。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伟大功绩必须肯定，这一制度必须坚持。但广东省农村生产力发展到今天，如何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基础上更好地优化组合生产要素，如何进一步发展集体经济和实现规模经营，股份合作制可能给农村带来的新的巨大变化，现在还难以估透。在地处山区的肇庆市，我们乘车浏览全国最大的“百里石料走廊”，望着那连绵不断的石料堆，一轮一轮的圆盘锯，五颜六色的成品材，感到一种可举千钧的伟力和巧夺天工的精细，也许这就是股份合作制的形象写照。我们问云浮市安塘镇的云安石材厂厂长蔡青松，为什么要办股份合作企业？他说，一个人的资金和能力都有限，办不了这样大的事。大家入股，又齐心，又清楚。他和其他四人筹集了150万元资金，组成了这个股份合作的企业，5个人分别担任这个企业的各种“要职”。1993年销售额达到780万元，利润70万元。
安塘镇的数字更有说服力。不到两年，全镇办起了260个股份合作企业，筹集资金1．3亿元，全镇的工业产值增加了10倍！而肇庆全市，两年多的时间内，出现16000家股份合作制企业，乡镇企业的产值也由1991年的60多亿元增加到171亿元。市长陈均伦说：“一年半番。两年一番，全仗于此。”
与过去“一平二调”、“归大堆”相比，建立在产权清晰基础上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才是最有活力的组合。清晰产权的要求源于生产力，又给巨大的作用于生产力。这就是广东农村正在发生的事。
解开难点靠产权：面对长期困扰人们的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的难题，《决定》给了一把开锁的钥匙
人们说，公有制企业和市场经济相衔接是改革最大的难点。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关于产权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论述，使我们看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曙光。在广东，可以说看得更清楚些。
今天，国有企业还在发出警号：机制转换难，经济效益差。同样可忧的是，我们一向引以为骄傲的乡镇企业，在那些发达地方，它的机制已出现重走传统国有企业老路的趋势。
在乡镇企业最发达的顺德市，一位在农村工作了几十年的老镇长，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作了相当中肯的分析。他说，现在政府对企业承担着无限的经济责任，而企业只是对政府作有限的贡献。有的企业，厂长负责制变成了“厂长所有制”。在没有产权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经营者为扩大自己的权利拚命用贷款，并不承担投资的风险；搞“短期行为”、“实亏虚赢”，即使企业亏损、掏空，也保持高水平的分配；高档汽车国家花钱，不坐白不坐；企业利润体外循环，转移给亲朋好友乃至外商……这种现象已经相当普遍。
先行一步的广东同志，正是在实践中较为先行地明白了，“两权分离”的原则，较之“放权让利”是一个进步，但如果它不是建立在产权清晰这个市场经济的“基石”之上，那么它同样也不可避免地难以防止国有资产、公有资产从两个方面流失：一方面，所有者的“代表”对企业经营的不负责干预，企业的权利被“五马分尸”，缺少活力。另一方面，不负产权责任的经营者，很容易出现“不负责”的和“不正派”的经营。这两者又纠葛在一起：你经营者对国有资产不负责，我就不能不干预；你所有者对经营滥干预，我经营者也对国有资产负责不了！
广东的同志可以说早就发现了这个“怪圈”，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使他们更加看清了，只有建立起“刀刀到肉”的产权关系，我们才能冲出所有权和经营权经常“打架”的恶性循环，产权制度搞好了，考核的标准有了，激励的机制有了，约束的机制也有了，现代企业制度才有了基础。
30万元起家现在拥有12亿资产的著名的白云山制药厂，现在已经发展成了股份制的集团公司，而且是上市公司了。董事长兼总经理贝兆汉说，他对产权制度的改革，已经想了五年。而今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终于有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定。他的兴奋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经过以股份制形式实现的产权制度改革至少给他们企业带来了如下的好处：一、为企业筹集到了大量的资金。二、减少了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三、职工持股，增强了大家的主人翁责任感。四、加强了民主管理。五、企业可以开展多元化的经营。
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于幼军同志则从理论上作了这样的概括：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坚持，但它的实现形式必须改革。《决定》在这方面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所有者以“虚拟资本”的方式实现所有，企业以不可分割的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方式实现占有，所有权和经营权就在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统一起来了。
确实，这里面包含着的全部“奥妙”，尚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捉摸的。
产权观念要更新：市场经济提出的新问题，需要人们在实践中加深理解，产权制度改革要积极谨慎
采访过程中，我们也依稀听到一些关于“兴家”还是“败家”的议论，缘起于有的地方把一些企业的部分股份转让给外商。
广东同志认为，这涉及到产权观念。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关心的主要是资产的实物形态，办了多少企业，规模多大，产量多少等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资产的观念就不能仅仅限于“看实物”、“守摊摊”，而应该升华到价值形态、货币形态。随着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每一个办起来的企业都能和都应该办下去和越办越大的。资产是在流动中保值增值的。而价值形态才最便于流动。如果把一个企业的股份转让出去，并从中获得了相应的资金，再用这笔资金去进行新的效益更大的投资，那么，就不仅是资产保值，而是会增值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就变得容易得多了。
有的同志告诉我们，在必要的情况下，把部分股份转让给外商，至少有这样的几条好处：一、把外商的资金以股份的形式吸收进来。二、获得的资金投向更需要的地方。三、外商股份投入会带来新的技术。四、有利于利用他们掌握的国际市场渠道。
实际上，产权交易已经在进行着，深圳已经建立了产权交易中心。有的地方，把转让股份和出卖企业得来的资金，拿一部分投入到社会保险，又为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组合要素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关系也被提出来了。工业产权入股促进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知识产权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思考。贝兆汉告诉我们，白云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白云山，不仅是靠了他们的设备和厂房，还靠了他们在商品广告、市场营销、开发能力、企业信誉等等方面的无形资产的投入。而有形资产的投入和无形资产的投入，他估计可能是1∶2。他们已经用知识产权入股的办法，为自己的企业集团增加了7个厂。
产权制度的改革，既是一个系统工程，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为我们从深层次上解决许多难题提供了基础，而它本身又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当我们向谢非同志提出产权制度改革的难点的时候，他非常明确地说，主要是两点：一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一点，防止化公为私的问题。
在实际操作上，他们坚持务实、谨慎、多样化。所谓务实，就是一切从当地的实际出发，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标准出发。所谓谨慎，就是坚持先试点、勤总结，经过反复的论证之后，看准了再推广。所谓多样化，就是充分尊重各地的实际和各地的群众，不强推一种模式，不硬搞一刀切。就是已经决定在全省推开的农村股份合作制，各地的具体做法也是多种多样、各显神通的。
一场以产权为主题的深层改革正在生机勃勃的南国大地上进行着。人们关注着它，努力操作着它，寄大希望于它。
（附图片）
压题照片：深圳一角。
本报记者张雅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