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戴高乐科隆贝故居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海外游踪

　　访戴高乐科隆贝故居
郑园园
去年初夏的一天，我们同巴黎１２区的１００多位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一道，访问了科隆贝双教堂戴高乐故居。
科隆贝双教堂村位于香槟大区上马恩省的浅丘地带，西距巴黎约２５０公里。因村中教堂有双尖顶双十字并立而有“双教堂”之名。戴高乐的故居是一座老式的乡间宅第。推开铁门，穿过绿树掩映的小道，在一片很大的草坪和花园中坐落着一幢墙壁爬满青藤的两层小楼，小楼的西南端连接一个古堡式的六边形三层塔楼，平添几分古韵。戴高乐生于里尔，长于巴黎，却长眠于科隆贝。１９３４年，正在东北边境服役的戴高乐中校，决定买一幢自己的住宅。他选择了科隆贝，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他已觉察到，德国在武装起来，准备战争，科隆贝处于巴黎和法德边境之间，往来方便，自己可在戎马倥偬之间有个休憩之地。二是因为他的女儿安娜患先天残疾，这里优美的风光、安静的环境适合病人疗养。
我们是在戴高乐的孙子让·戴高乐的带领下参观故居的。他是巴黎１２区选出的国民议会议员及欧洲议会议员，所以今天亲作向导和讲解。我们先进入餐厅，一张旧式长方餐桌，一圈高靠背坐椅，带些乡土气。四面墙上挂着许多饰盘，有瓷的，也有钢制的，题材以“高卢鸡”居多。高卢鸡是法国的象征，对戴高乐来说，这是言志的饰物。客厅壁炉周围摆着几张沙发、椅子，角落里有一张小牌桌，戴高乐和夫人伊冯娜常在这里玩纸牌。戴高乐刻意保持这个住宅的私人特点。在他任总统期内，没有在这里会见过外国首脑（据说只有前西德总理阿登纳例外），也没有在这里举行过公务活动，来往的都是私交甚笃的友人。戴高乐外表严肃，不苟言笑，但一回到科隆贝，就变得轻松自如。在这里，他亲自给朋友端开胃酒，上点心；在这里，他和儿孙们嬉戏，甚至跪在地上和他的残疾女儿安娜一起玩耍。
戴高乐的书房在六面形塔楼的底层，面对着大草坪，满屋都是书架。戴高乐自己说，他在科隆贝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他读书、写作，著名的《战争回忆录》、《希望回忆录》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戴高乐坦言写得很苦，写累了，“在这里眺望远方的落日余辉，眼前空旷，１５公里以内没有任何建筑物。我的视线越过原野和树林，沿着一个缓缓的斜坡一直望到奥布河谷和河对面的山坡。”书房里陈列着一些各国领袖赠送的纪念品，大多数是本人签名的照片。让告诉我，祖父出访过许多国家，得到过很多礼品，都按规定上交了，这里陈列的仅是极小的一部分，“这里的一切都按原样摆放，祖父去世后没有变动过”。
据说，戴高乐从１９４６年离开政坛到１９５８年复出，常住在这里；出任总统后，每次重要的出访前或作重大的决策之际，他就来这里静思，仿佛这里的山川能给他灵感、启迪和勇气。我望着书房里的靠背椅，心头默想，３０年前，当法国决定承认中国，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时，他大概也是坐在这张椅子上，遥望着科隆贝的山野，反复思索，断然决策；１９６４年１月３１日，在爱丽舍宫那个有关恢复法中邦交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该是在这里拟好了腹稿。在那个招待会上，他同情地回顾了中国百年来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分割、凌辱的历史，陈述了在亚洲和世界事务中不能无视中国的理由，他说：“法国承认中国，仅仅只是承认了世界本来的面目罢了”，“我相信事物自身的逻辑会战胜一切，那些对中国还持怀疑或保留态度的国家，迟早会用理智来判定，会追随法国的榜样的。”戴高乐的这些话说得多好啊。
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７日，戴高乐在公民投票中失利，悄悄地离开了爱丽舍宫。他不接受任何职务、头衔，不领取养老金，也不要老战士津贴，他又回到科隆贝。戴高乐如此地眷恋科隆贝居所，在《战争回忆录》中，他把它称为“我的朋友”；他立下遗嘱：不准后代变卖它，也不准改建为博物馆；戴高乐如此地怀念早夭的爱女，他在晚年表示，死后葬在科隆贝村的公墓里，和安娜在一起。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９日，戴高乐辞世。村民将他安葬在安娜的墓旁。两年后，全国数百万人募捐为戴高乐建造的陵墓落成，戴高乐棺木移葬。墓地在科隆贝最高的山丘上，基座用白色花岗岩建成，抵抗运动的象征——棕色的洛林十字架像一座历史的纪念碑，在墓地上高高耸立。
离开科隆贝时，我又一次久久地回首仰望这４０多米高的纪念碑，心中说：“再见，戴高乐将军，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你这位中法友谊的缔造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