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语言学家重视语言规范化的工作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苏联语言学家重视语言规范化的工作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团员 吕叔湘
苏联语言学家在斯大林语言学说的光辉指导下，孜孜不倦地进行他们的工作。这些工作有的属于语言史的研究，有的属于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但是范围最广占据人力最多的是关于各民族现代语规范化的工作。
什么叫做语言的规范化？我想引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出版的“语言学问题”创刊号（一九五二年二月）的社论来说明：
“语言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中。这种不断的运动使语言发生变化。语言结构整个来说是稳定的，尤其是它的基本核心；但是在语言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出现，而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强度出现，语言结构的个别成分的变化和改进。这种发展使语言的各方面——词汇方面，构词法方面，发音和重音方面，甚至语法方面——产生摇摆不定的现象和分歧的格式。……确定各民族语言的结构并且为它制订条例，拟定字母和拼写的系统，编写规范性的语法和词典，建立正字法的规范，说明民族的、文学的语言和它的特点跟民间的、方言的基础之间的关系，整理并发展学术名词，讨论翻译的问题，研究如何把小的无文字的语言并入更有发展前途的密切相近的亲属语言的问题——这一切是苏联语言学家紧张地工作的领域。”
简单地说，因为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所以一个民族需要有一种统一的语言，这里面要尽量避免语音、拼法、词汇和语法上的纷歧。减少语言里的纷歧，增加它的统一性，这就是规范化。
规范化的概念跟文学语言的概念分不开。文学语言这个名称是俄罗斯学者最初应用，现在在苏联语言学界是个很重要的术语。根据苏联学者的解说，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所用的语言，也包括科学研究、政论、报章杂志所用的语言。它不同于书面语，因为它不跟口语对立，凡是能用来写文章的语言，用嘴说出来也是文学语言。跟它对立的是方言：文学语言是以一定的方言为基础的，但既成为文学语言，就取得全民族的性质，不同于保持着地域性的方言。所以，文学语言和民族语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同义词：有些部族在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不具备民族的条件，但是有自己的文学语言，这是例外的情形（苏联有这样的情形）。文学语言需要规范化，方言很难也无必要加以规范化。
规范化的基本工具是语法和字典。三十年来，苏联语言学家为苏联各民族编著了很多语法和字典，而且不断地修订或重编。
规范化工作的重要，在还处于形成过程中或刚刚形成的文学语言最为显著。苏联有不少民族的文学语言正在这个阶段，它们的规范化问题是苏联语言学家经常讨论的题目。拿最近的事情来做例，去年十二月里，列宁格勒开了一个北方诸民族语言问题讨论会，除苏联科学院的语言研究所外，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非俄语学校司、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列宁格勒大学北方民族系、列宁格勒师范学院都有专家参加，还有十几个北方民族的知识分子参加，一共有二百多人出席，讨论北方诸民族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同一个月，在高加索的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苏联科学院的达格斯坦分院历史语言文学研究所开学术会议，讨论达格斯坦文学语言的规范化问题。今年一月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开语言学会议，讨论布利亚特蒙古语的语法结构和正字法。今年五月，苏联科学院的语言研究所召开一个全苏性的语言学家会议，专门讨论年轻的文学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包括（一）规范化的根本原则，（二）编语法课本的原则，（三）编写字典的原则，（四）民族语与方言的关系。
但这不是说，有较长久的历史的文学语言就没有规范化问题。一则如前面所引“语言学问题”社论所说，语言的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使语言发生变化，变化之中就有纷歧。二则像俄语这种文学语言，它的使用范围正在日益扩大，同一篇社论指出：
“在苏维埃时代，广大群众参加非常积极的生活。公开的言辞，无论是口头的（如报告、演剧、广播）或书面的，它的重要性都大大地增加和扩大了，因而语言修养问题获得了全民的性质。
为争取语言的明白、精密、纯洁和正确而斗争，为掌握语言表达手段的整个复杂而纷繁的系统而斗争，这已经普及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为了防止混乱，解决纷歧，规范化工作也是不可缺少的。
苏联语言学家在俄语的规范化上也做了很多工作。远在内战时期，列宁就在苏联语言学家面前提出编辑现代俄语大字典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光荣任务，许多专家参加了这个工作。由乌沙科夫主编，经过十多年，出版了四卷本的“俄语详解词典”（一九三五—一九四○年）。后来又在这个词典的基础上编印了一卷本的“俄语字典”，编者是原来的编辑人之一奥哲果夫。（这本词典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经过彻底修订，在一九五二年再版，是现有一卷本俄语字典中最好的。）在“俄语详解词典”出版后不久，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当时还是俄语研究所）就筹备出版规模更大的、科学性更高的“现代俄罗斯文学语言词典”。这部词典大约收二十五万个词，分十四卷，现在已经出版两卷，估计到一九五九年才能出齐。这部词典卷帙繁重，主要供学者、教师和作家参考，不切合一般人的需要；因此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又在去年通过一个议案，另编三卷本“俄语词典”以供一般读者应用，预定在一九五六年出版。在语法方面，十月革命以前的语法学者已经有很好的研究，但全面叙述而富有指导性的语法书还是一直没有。经过长时期的准备工作，语言研究所在去年出版了“俄语语法”上卷（下卷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出版）。这部语法相当详备，将成为现代俄语语法方面的规范。
除了这些基本工作以外，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还在去年八月议决在语言研究所内建立“语言修养研究室”，研究俄语正音、正字、修辞等问题，进行更紧密联系实际的规范化工作。这个研究室的主任是奥哲果夫，他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研究室的任务的文章，反应很好，短期内收到很多建议，可见苏联人民对于俄语规范化工作的关心。
从语言学的历史来看，规范化的工作是一直有人在做的。词典不是新的东西，语法书在印度和欧洲也有很长的历史。但是这一项工作过去做的有缺点，主要的原因是跟语言史的研究没有很好的联系。这两方面工作各不相谋的结果，规范化会流于主观，语言史的研究也会脱离实际。斯大林指出：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在于研究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这一天才指示把语言学的各部门统一起来：现代语言的规范化必须根据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而语言史的研究就是为了探讨这些规律。
让我再引“语言学问题”社论的另一段来结束这篇短文：
“对于具有不同的修辞色彩的分歧的形式，不同的语言使用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新起的形式破坏语言，引起混乱，他们坚持传统是正确性的准绳。有些人的意见恰恰相反，乐意接受一切新的东西，认为这是反映语言发展的活的趋势，轻易地给予它们文学语言的公民权。语言规范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不顾及语言现象的历史的变更和历史的多变性而加以确定；这个概念应该有历史的根据。一般情形是这样，比方说，十九世纪初还是文学俄语的规范的用法，现在成了过时的东西；而相反，不久以前还是当作俗话或是土话的，往往已为文学语言所容纳，变成规范。接受还是不接受新的，保存还是放弃旧的，是由语言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内部规律来决定的……摆在苏联语言学家面前的任务是确定一个语言的历史上各个时代尤其是我们的时代的规范的概念。从词汇的、语法的、发音的（包括重音的）规范的具体的、历史的理解出发，我们的语言学家应该为各个民族语言建立一系列的参考书——词典、正音词汇等等，供给学校和广大的读者应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各阶层人民的文化高度发展，规范性的参考书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