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传统研究传统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探访录

　　走出传统研究传统
部分老中青学者解析“国学热”
传统文化能否再写辉煌
本期访谈学者：季羡林、庞朴、何博传、朱正琳、王焱、汪晖、刘军宁
本报记者：祝华新、卢新宁、周庆
编者的话：“文化探访录”专栏今日首次与读者见面。本期的话题是：“国学、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记者围绕这一主题，访问了７位学者，请他们各抒己见。由于每个人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出现某些观念的碰撞也不奇怪，毋宁说这是当前思想文化界有活力的表现。今后，本版将陆续选择社会上比较关心的文化问题，探访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以飨读者。
记者：当前讲弘扬传统文化与“五四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否有矛盾？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８０年代的文化讨论，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然而进入９０年代，一些学者却亮出了“国学”的旗帜，您认为这种变化的背景是什么？
季羡林（８３岁，北京大学教授，曾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五四”批判封建道德是有必要的，因为在当时它已经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要破除一个东西，“矫枉必须过正”。到“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登峰造极，那已是另一码事。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是不对的，那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如今“国学”再度被提起有两个层次的原因：一是想让社会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一是从高层次的文化观念出发。这里我侧重讲讲后者。
人类文化基本上有两大体系，即东方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源头，中间有断层，一些阿拉伯国家保留了一些，直至现在形成以欧洲、美国为代表的文化。东方文化是以中国为主，加上印度、韩国、日本。东方西方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不一样。西方是分析，越分越细；东方是综合，讲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对待世界的不同态度。“天人合一”是东方文化的精髓，也是“国学”的精髓。它是说人与大自然要“综合”，要合一，所以人与自然应该是朋友。西方则讲究分析自然，征服自然，所以人与大自然是敌人。不可否认西方文化对人类是有贡献的，现在我们从头到脚，许多东西都是西方发明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汽车飞机都拜其所赐。西方文化最大的缺点是与自然为敌，征服自然到一定程度，会给世界带来种种问题，如生态平衡被破坏，环境污染，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些弊害如果不加以解决就会影响到人类的继续生存。而在此危急存亡之时，只有乞灵于东方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现在我们也有环境保护不够的问题，但我们在哲学思想上是明确的。
世上万事万物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问题上我也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类文化发展在汉唐是中国居于首位；产业革命之后，进入资本主义文化，西方占了垄断地位；到了今天，２０世纪末，西方文化已近乎强弩之末。我认为，２１世纪应该是以东方文化为主体的、融合西方文化的新文化。因此，是到该客观地、全面地讲东方文化、讲传统文化、讲“国学”的时候了。
庞朴（６６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化史丛书》主编者之一）：９０年代，一些学者亮出“国学”的旗帜，这意味着知识界由文化批判的时期进入了学术反思的时期。五四时期是文化批判的时代，鲁迅、陈独秀、钱玄同等人都是从传统中杀出来，批判传统，启蒙，求解放，要现代化。其实，他们的国学根基比我们不知要深厚多少。历史如果正常发展，本应该静下心来，好好研究一下两个问题：一、什么是传统，哪些应该保存，哪些应该抛掉，哪些是抛不掉的；二、什么是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理论、经验哪些是可取的，哪些是不可取的，适用性有多广。其实，３０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苗头，如十教授联名发表的中国本土文化宣言，还有关于社会史的论战。然而，日本的侵略战争打断了这个势头。
８０年代干的还是“五四”时期的事，还是文化批判的事。当然，８０年代的批判对象，除了封建主义的老传统，又多了一个教条主义的新传统。９０年代做的是早在３０年代就本该做的，在走出传统以后回过头来好好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祖宗，同时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只有搞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才能知道我向哪儿去。用政治术语说，就是要研究中国国情、中国特色。这件事，鲁迅没有时间做。他一心从传统中杀出来，《狂人日记》把中国历史归结为“吃人”两个字，的确畅快淋漓，但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如果“吃人”吃了五千年，文明早完蛋了。
也许有些人以为，过去是西风压倒东风，今后要东风压倒西风了，中国传统文化要当运走时了。这里面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东风西风轮流坐庄的思维方法是不对的。过去确实是西方中心时代，但今后不会也不应转为东方中心时代，而只能是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与东方（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以及东方的优秀文明为西方（以及其他国家）所接纳的时代。简单地说，是一个文化大交融的时代，一个和而不同的时代。其二，民族主义的情绪不能有。
当然，也可能有少数人是以“国学”逃离尘世，躲进象牙塔。希望他们毋忘时代目标，现在不是乾嘉时代。
汪晖（３５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学人》丛刊主编者之一）：宋代有理学，明代有心学，清代有朴学，但没有人说它们是“国学”。为什么近代以后产生了“国学”？因为首先有了“国”的问题。中国近代面临西方侵略，逐步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的概念。“国学”概念一是针对满清统治，针对所谓“胡学”，是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产物；二是针对西学，在政治上、军事上、尤其是经济上对抗西方的过程中，在文化上强调自己的本位。晚清以来，要完成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除了要争取政治主权、进行社会动员，还要推动文化同一性的形成，国学思想、国学运动就承担了这样的使命。
五四以后，胡适等人提出整理国故，一方面是为了到传统中“捉妖打鬼”，是文化反传统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为了实验他们的实证的科学方法。而他们的对立面，如学衡派、《国学季刊》周围的学人做国学研究，强调的是对本国文化命脉的维系，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章太炎、王国维等。现在看来，五四对传统的激烈批判态度有其简单和幼稚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忽略五四的社会背景：一是五四前不久，袁世凯称帝，把孔教作为帝制的支撑；二是日本人提出“２１条”，民族危机加剧。不能简单地把五四看作一种文化运动，它也是一种政治运动。五四人物要改造中国社会，但选择了从文化进入的战略。他们对国故的整理研究，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毕竟开创了中国学术的现代传统。尽管我们从今天的角度对五四有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我们的思想、文化乃至使用的语言基本上还是五四的产儿。
８０年代，“文革”的社会专制过去不久，许多知识分子从西方近代文化中，特别是启蒙主义文化中汲取了文化批判的资源。然而，在市场化已经不可逆转的９０年代，如何遏制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文化资源，传统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的意义在于对现实的批判。
研究传统文化有学术意义，但今天是否还要用“国学”的概念，我是有疑虑的。因为很多人讲的“国学”是儒教文化和汉文化的传统，排除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再者，随着经济关系的全球化以及某些跨民族国家的国际体制的形成，不可能仅仅从自己的一国文化来讨论问题。讲国学，不要与华夏中心主义联系在一起，不要变成新的华夷之辨。
朱正琳（４７岁，湖北大学哲学所副教授，《东方》杂志副总编）：“打倒孔家店”虽然是五四时期留传下来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口号，却不能将之视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和庞杂的历史运动，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呈盘根错节之势，决非简单的对抗关系。决裂的姿态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决裂。别的不讲，就连在美国呆了半辈子且言必称美国的胡适，不也是浑身浸透了士大夫的气息？更何况五四大师中对传统文化持较温和态度者也大有人在。有些人（如蔡元培先生）甚且自觉地努力去做“为传统与现代接榫”的工作。
再说说８０年代的“文化讨论”，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激烈程度远远赶不上五四时期。同时，讨论中一直存在着“中西文化融合论”的呼声。当时就有不少人在做着重建“国学”的工作，而今不过是要求进一步严格规范（人们对“西学”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从思潮上说，“国学”似乎与文化保守主义互为唱和，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张也经常从西学中寻求学理上的根据。研究的对象并不必然是追求的对象。“国学”热兴起的原因，不能单纯从思想史的角度而必须更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寻找。
刘军宁（３３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国学”热的抬头，与市场经济的兴起和经济高速增长有关。香港、台湾、新加坡在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把“新儒家”请回来。原因何在？市场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个人相对独立，不再单纯依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安身立命？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可能直接从西方文化中寻找一套工作伦理、商业伦理、家庭伦理，只能从传统中去寻找。市场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对儒家传统的正面肯定。例如香港，经济自由化程度较高，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也比较集中，先后有钱穆、徐复观、牟宗三、刘述先等人各领风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繁荣的市场经济与严肃的学术文化并不矛盾。
王焱（３８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编审，《国学丛书》特邀编审）：五四人物在亡国危机刺激下，提出“打倒孔家店”，希冀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仍然是在一元文化心态下的产物，不乏偏狭之说、怪异之论。流风所被，甚至在数十年中形成举世罕见的“文化自虐”现象。而９０年代国学的兴起，却是在现代多元文化背景下重新审视传统学术的结果，反映了中国学人的文化自觉。
从五四的偏颇到今人的自觉，并不在于今人在智力方面比前人高明，而在于７０多年来，世界与中国的政治和学术文化格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本世纪初叶，西方列强横绝天下，中国被纳入世界文化体系，成为亦步亦趋依附西方中心的文化边缘。然而站在世纪之交回看历史，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消解已预示着西方文化霸权的衰落。很多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新奇之说经不起历史风雨的消蚀，成为一现的昙花。唯有民族文化的博大传统天不能掩，地难埋，在现代学术的映照下，焕发出新的生命。
今天看来，同在五四时期，《学衡》杂志标举的“昌明国粹，融会新知”或许才是发展中国学术更为健全笃实的文化主张。
如同近代国学大师如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汤用彤等运用新知发展国学一样，９０年代所谓国学，我想并不意味着对于西方学术的深闭固拒。五四时期流行的西方中心史观已经式微，厚诬中国史为层累伪造的“疑古史学”已为今天的“证古史学”所取代；在哲学领域，与德国古典哲学持续数十年的对话获致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在文学方面，借助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兴起，人们开始廓清文学领域内的西方中心论偏见。不仅人文学者在反省中国文化强烈的人文精神在当代的失落，连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也出现了批判性地运用西方模式从事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并力图使之本土化的势头。凡此，都构成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国学”兴起的文化现象。
９０年代，获得了文化自觉的中国学术摆脱了盲目依附的边缘心态，终将从边缘渐次介入世界学术的中心。（附图片）
季羡林
刘军宁
庞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