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化的维系和再造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探访录

　　汉语文化的维系和再造
记者：语言是文化的表征。近年来，文学语言和口头语言吸收了大量民间流行的新语汇，其中包括一些粗俗、低级的用语，有人称之为当代中国文化的“痞子化”倾向。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焱：我以为这个问题抓住了根本。语言的命运，昭示着文化的命运。“语词破碎处，万物不复存。”十年浩劫的最大摧残，就是对我们民族博大、优美、丰富的语言文化的摧残。这正像顾炎武当年所感叹的：百年养之不足，而一旦毁之有余。政治术语的滥用，造成整个生活世界被畸形政治化，丧失了表达正常人情感心灵的语言，其结果是向江湖的粗鄙语言借贷。作为那场浩劫的后遗症，就是不少源自黑社会的切口变为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流行语。这种流行语却透过一些大众传播媒体不断向社会扩张蔓延，近来甚至有向知识界大举入侵的势头，使人不能不有惊心动魄之感。难道这就是《诗经》、《楚辞》以之吟咏、韩柳欧苏用来写作的那个优美的汉语文化吗？
说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守护者，首先就意味着守护语言。如果连知识分子也不能不向这种粗鄙语言借贷，那不能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大悲哀。对比于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比如法兰西学院对本国语言的珍惜，我们本应作为民族文化守护者的人是多么缺乏对语言沉沦的自觉与敏感啊！
季羡林：语言变化是正常现象，世界各国没有不变的语言。语言的规律是变化不可避免，但变化太大则会造成混乱、失去作用，这是一对矛盾。我们现在就是要处理好这对矛盾。１９４６年，我在越南西贡（现胡志明市）等船时，听到有华侨说“伤脑筋”、“搞”等词儿，感到很奇怪。那时我离开祖国已经１１年，不了解原有语言环境中的语言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这两个词几乎天天被运用。
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被大家普遍接受了，就有了存在的价值。在此之前，应让老百姓自己选择。
朱正琳：文学语言吸收大量民间用语并非始自今日，《西游记》、《红楼梦》都可作例证。
何博传（中年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现代与传统》丛刊主编）：所谓“痞子化”，这“化”字是一个使用得最多而实际意义又很小的概念。语言那么复杂，几句俗语痞子语怎么可以把语言“化”了？“文革”时，语言最粗鄙、最庸俗，仍没将语言“化”到哪里去。语言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经历。某个方面出现的一些变异，只会增加语言的色彩和味道。语言是一种工具，有人去用，最终就会强化它的功能。对语言最有害的是企图禁止人们去使用。
汪晖：所谓“痞子化”的问题，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且这种提法过于伦理化，我们需要研究语言变化背后的深层社会基础。市场化促进了社会的分层，不同阶层使用的语言的分化也越来越严重。“痞子化”语言其实早已有之，现在的问题是操用这种语言的阶层透过大众传媒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大学教授对语言的支配权瓦解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文艺复兴后古代纯正的英语不能用了，许多人连莎士比亚都读不懂了。语言的背后是价值问题，原来那样陈述，现在这样陈述，反映了传统价值体系的转换。对此，我想说两句话：其一，要尊重大众文化权利，不要以精英的方式限制别人说话。当年白话文运动实质上是文化上的反特权运动，其背后是下层民众在文化上的平等要求。其二，承认这种语言的世俗化方式不等于说知识分子必须放弃文化批判和抵制。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大众传媒制造出来的文化不等于民间文化，这里有个谁掌握媒介控制权的问题。对大众传媒以市场名义实行的“文化专制”，人文知识分子有批判的权利。
刘军宁：所谓的“痞子化”是过去长期思想文化禁锢的产物。它嘲讽虚伪和谎言，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它的出现是文化多元局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映衬出雅文化及其创造者的失职与失落。怎么办？不能去否定对手，只能是增加雅文化自身的吸引力，使自己在新的市场条件下更具竞争力。（未完待续）